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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學院管理教育報告

2006年06月06日

  中國的管理教育需要走自身獨特的道路:從而建立起世界一流的院校、教員隊伍、設施及課程

John Chen

  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國際業務總經理

Steven Wheelwright

  哈佛商學院高級副院長、貝克基金教授

Carin-Isabel Knoop

  哈佛商學院全球研究專案執行總監

  本文系哈佛商學院三位知名專家學者針對中國管理教育論題多年的研究成果,經三位作者授權,《經理人》雜誌在中國大陸地區獨家刊發。

  現今的中國高層經理當中,很少有人經歷過1949年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人是在國家主導的經濟環境中習得技能(80與90年代的經濟改革方才開始減少國有經濟成分),這讓他們缺乏企業組織的清晰模型,也缺乏應對變化的合適管理工具。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還缺乏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中擔當領袖的能力。具體來說,轉型對中國企業在諸如戰略、銷售與行銷、財務報告與控制、人力資源管理等關鍵領域中的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戰。

  市場對擅長溝通、談判、人員發展並具備職能專長的經理人需求急速增長,這讓企業承受巨大壓力,並制約了它們從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中獲利的能力。但是,僅有少數經理人受過有限的學術訓練,經營知識更是少得可憐。而英語能力較差,又讓他們無法享受西方商學院的高層主管培訓。年輕人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儘管中國企業家擁有許多機會,但大多數人除了憑藉自己的頭腦與勇氣打拼外別無他途。

  結果,中文MBA及EMBA課程市場需求大漲。但是,由於缺少有經驗的商科教師,中國的管理課程普遍依賴西方訪問學者擔任EMBA課程的教席。雖然時至2006年,中國的主要商學院都授予MBA學位,但這些院校的名稱,比如:管理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國際商學院、MBA教育中心,似乎印證著中國前不久的狀況及人們的觀念:經濟可以管理。

  由於對工商管理技能的需求積壓已久,而中國院校教授這些技能的能力又有限,因此必須培育、革新教育機構,這一點顯而易見。20世紀90年代早期,中國教育部試點推出MBA教育。雖然管理教育如今還是新生事物,但人們認為它對中國近15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功不可沒。大多數人覺得,畢業生證明了自己的價值,而骨幹院校的課程設置趨於統一,品質有所提高。

  自從1991年決意追趕世界同行並滿足本國企業的需求以來,中國的管理院校已歷經多年風雨。但在21世紀頭個十年過半之際,它們顯然必須具備未來願景,同時必須群策群力、堅持不懈地實現願景。確實,考慮到市場需求以及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的特點,大多數管理院校已認定:需要找到“第三條道路”——它既不是斯坦福走過的道路,也不是哈佛奠定的道路,而是管理教育獨特的“中國之路”。它能夠引領中國商學院進入未來。

  案例式管理教育在美國的發展

  哈佛商學院將在2008年迎來自己的百歲華誕。人們普遍認為,該學院是案例式工商教育的鼻祖與標杆。然而,在美國開辦、經營商學院曾經歷經艱難曲折,因為商學院不同於法學院和醫學院,後者的知識體系似乎更加清晰,而商學院自從19世紀後期出現以來,其合理性卻一直飽受懷疑。1881年,有位富有的費城鋼鐵廠老闆約瑟夫·沃頓擔心高等院校無法培養出適應新工業時代的畢業生,於是捐贈給賓夕法尼亞大學10萬美元,以創建首家現代商學院。1900年,達特茅斯設立了第一所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經過激烈爭論,哈佛大學教師團體于1908年創辦了哈佛商學院,首屆學生來自12個州的14所院校。到2006年,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班有895人,來自67個不同國家,其中三分之一是女生。

1911年,哈佛商學院推出“問題”式教學法。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案例式教學的前身。學院請工商界人士來到課堂,呈現自己當前的問題與挑戰,隨後在課堂中加以討論。教員規模從1919年的15名增加到1923年的24名。那時,學院三分之二的課程已採用案例式教學,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大量投資產生了成果。哈佛商學院還投入鉅資,建造特殊的圓形教室以利於開展互動式教學並促進學員之間的交流。1925年,哈佛商學院斥資500萬美元開始建造位於Soldiers Field的校園。

  哈佛商學院及同類院校不斷成長,增設了最初旨在對退役軍官進行再次訓練的高層主管教育項目。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MBA專案遭遇抨擊,人們批評它們缺乏學術嚴謹,與現代經營問題聯繫不緊。1959年的兩份報告將美國的商學院描述為“充斥二流學員的職業學校,講課的二流教授既不瞭解自己的專業,也很少作研究,跟經營實踐更是全然脫節”。作為回應,各家學院都提高了入學、教學及畢業標準,並強調學術研究。

  到了20世紀90年代,批評意見傾向另一面——人們認為,商學院及其課程學究氣太濃,過於理論化,注重內容的專業化,而忽視了經營實踐。人們稱,教員缺乏業務經驗,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研究,而不是提供實用的工商教育。批評人士指出,MBA 教育必須更加面向行動,但同時還必須找到培養廉正品格、判斷力與直覺的途徑。20世紀90年代早期,商學院做出了反應,它們推出領導力、商業倫理及人際技能方面的培訓;通過課程編排更加強調國際化;承認MBA課程應當實用並融合多項管理職能。

  中國正盤點自己在建立高品質管理教育的基礎架構方面取得了多少進步,而與此同時,MBA本身在西方卻爭議不斷。有些研究與觀察人士,比如斯坦福大學教授傑夫瑞·菲佛曾指出,MBA的投資回報率不高。還有其他人(包括麥吉爾大學的亨利·明茨伯格等學者)認為MBA課程教學內容不當。

  管理教育來到中國

MBA 教育的概念最初於1984年進入中國。那年,中美政府資助在大連理工學院設立MBA培訓中心。當時,中國極少有人懂得MBA學位的價值,大連專案的畢業生連找份好工作都不容易。

  中國教育部並不氣餒,又在1991年批准中國9所學院有權設立、講授MBA課程並授予MBA 學位,支持有限度地在中國試點引進MBA 教育。當年共招收85名MBA 學員,1992年為200名學員,而1993年學員數量達到1000名。在最初的9所大學中,清華、北大與復旦三所大學是主力軍。1994年10月,國家MBA指導委員會成立,以監管、鼓勵並進一步發展中國的MBA 教育。到了1994年,頒發MBA學位的院校數量增至35所。三年後,此類院校擴大到56所。1991∼1997年期間,中國的管理院校在嘗試適合中國及全球人才市場實務需要的課程。

MBA 教育的第二階段(1998∼2003年)中,中國的管理院校逐漸厘清了MBA及管理教育的概念。與此同時,市場對高素質MBA畢業生的需要與要求大幅上升。到2000年,中國已有62所學院設立MBA學位。2002年9月,教育部正式宣佈要在中國更大規模地推行MBA 教育與高層主管MBA(EMBA)教育。

  到2004年,共有89所學院設立MBA學位,而報考學員及招聘者都愈加明白,這種學位不僅對高層經理有益,而且所有管理人員都能從中受益。當時,中國的國有企業正普遍經歷結構重組,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營企業正開始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都需要一種特殊的MBA:具有創業精神,能在快速的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時期應對自如並獲取成功的經理人。MBA 畢業生必須具備堅實的管理知識及一整套解決問題技巧,同時兼具願景領導力以及持續變革企業的能力。

  為促進課程統一,教育部指定了管理研究生院必須開設的9門核心課程和至少5門選修課程。教育部規定,管理專業學員必須完成所有9門必修課程後,才能獲取學位。2006年,中國大多數管理學院都熟知教育部的此類方針,並清楚理解管理教育的本質及MBA 教育的目標。

  到了2005年,中國的MBA專案已擁有近60000名畢業生,另有18000名學員正在攻讀學位。只有約一半錄取者次年畢業。中國的MBA項目規定學員完成論文後方可授予學位。學員有5年時間完成論文。雖然大多數人最終都會獲得學位,但完成整個學業往往需要數年時間。

  清華大學(公認MBA教育聲譽最為卓著的中國院校)每年平均有300名 MBA學員畢業。2004年,244家企業聘用了這300名MBA畢業生及若干在讀生,他們共收到1384份工作聘書。2005年,有354家企業向相同數量的優秀清華畢業生髮出2495份工作聘用書。據近期《商業週刊》的一篇文章稱,2005年清華大學全日制管理專業學員錄取的GMAT 平均分數為664分,跟聲望卓著的芝加哥大學與密歇根大學不分伯仲。而且,2004年只有16%的MBA考生得到錄取,這個數字也接近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

EMBA催化劑

  隨著中國的商學院趨於熱門,它們的硬體與基礎設施也得到了改善,許多大學擁有現代化的教學樓,並廣泛使用先進技術。由於政府不給管理院校撥付經費,大部分資金支援來自於EMBA 學費收入。因而,此類專案成為了中國管理教育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也提供了連接管理實務領域的重要途徑。到2006年初, 89所MBA 學院中有32所經批准可開設高層主管MBA (EMBA)項目,每所學院每年招收的EMBA 學員最多為300名。

  根據教育部規定的指導原則,要開設有競爭力的EMBA專案,管理院校必須至少已經講授過10年的MBA 課程,已成為該領域中公認的一流院校,並且擁有具備案例式教學開發及案例講授能力的教員。並且,教育部的指導原則還明確規定,申請開設EMBA 項目的學院,其教員中至少一半以上必須擁有博士學位,五分之四必須具備行業經驗,約三分之一必須畢業於一流的國際院校。最後,學院還必須說明自己在招生、教學及評分流程中遵循了較高的品質標準,能夠吸引學員就讀其EMBA 項目。為獲得教育部對其EMBA 項目的全力支持,院校必須表明自己奉行以學員為中心,而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

  雖然中國大多數管理院校都擁有80到150名全職教員,但骨幹教員通常分配到EMBA而非MBA 項目中。許多EMBA 項目還廣泛聘請來自美國、歐洲、新加坡、臺灣與香港等地商學院的訪問學者。中國的管理院校尤其青睞中文流利的海外華人。此類訪問學者每天的講課費可高達2000∼8000美元,這進一步推升了EMBA的學費。確實,中國一流商學院MBA每年的學費為7000 ∼13000美元不等,而EMBA 學費平均為25000美元 (接近教育部建議的24000美元),但浮動範圍在16000∼36000美元之間。隨著需求的進一步增長,某些頂尖商學院的學費有望逼近45000美元。

EMBA市場中的最佳院校,或許就是校址位於上海的中歐商學院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位列全球50所最佳商學院) 。該校每年錄取600多名EMBA 學員(其中60% 以上是本企業的首席執行官、董事長或總裁)。同類學院每年的平均招生規模為300名EMBA學員(請參閱例 4與例5 有關清華與復旦的資料)。由於中歐商學院的首要教學重點是EMBA及高層主管教育,學員最初均來自于跨國合資企業。但到了2005年,中國企業更加充分認識到了此類培訓的價值,中歐商學院中中國企業資助的學員與外國合資企業資助的學員之比達到了70 :30。

  早先,人們預計中國的EMBA市場主要針對5000名高層主管,市場規模為1億2000萬美元。但2004年與2005年的報名情況表明,市場以驚人的速度持續增長。2006年,大約44%的中國國有企業高層主管擁有高等學歷,其中約有一半人學習過管理(主要為行銷、財務、戰略、財務報告與控制、人力資源及公共事務管理)。中國有400家大型國企,由於這些企業的領導人大多缺乏英語口語能力,他們被看作EMBA項目最主要的受眾群體之一。

2006年,約有2700名教員在中國的管理院校從事教研工作。據估計,其中僅有約5%的人具備可靠、相關的行業經驗,而僅有10%的人擁有MBA性質的教育背景。大多數教員接受的是“純學科”方面的訓練,專長於國際貿易、經濟學、數學、工程學、統計學等學科。因此,他們在市場、戰略及企業管理方面的綜合知識相當有限。教師及人員配備方面的難題,加上高昂的學費,共同造成中國MBA與EMBA 學位可信度下降。據報導,北大、清華及其他一流學院均出現過這樣的事件:EMBA 學員把自顧自講個不停的教員轟出教室,要求得到跟高昂的學費相稱,在課堂中以講授案例為主的生動教學。

  案例教學法在中國

20世紀90年代中,在教育部的首肯之下,案例教學法在中國激發了濃厚的興趣並獲得認可。人們已經將其看作在管理教育中確保培養有效的分析及綜合領導技能最為全面、實用的方式。雖然這種案例教學主要針對MBA 及EMBA教育,但教育部也已經著手探索在本科教育課程中採用案例教學法的可行性。

  在清華及中國其他許多管理學院,案例教學的真正起步,源於80年代早期中國政府派教員前往加拿大的大學進修。清華經管學院教授陳章武認為:傳統上,案例教學在行銷、組織行為學、技術與營運、財務報告與控制等課程中行之有效,而在戰略(發展與執行)與人力資源等領域的效果卻差強人意。當時,教育部與中國的管理學院認為:本土開發的大多數案例讀起來像新聞綜述而不像案例,但仍比某些國際案例效果要好。在中國學員看來,後者似乎跟現實脫節。但不管怎樣,蘇格拉底式的案例教學法對教師和學員都是一大挑戰,因為他們對此都不熟悉。中國的教育從來不把討論看作主要的學習手段。

  教育部支持案例教學法的初衷是鼓勵案例教學,宣導它成為中國商學院中優選的教學方法。因此,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於1997年設立了“中國企業案例庫專案”,並在一年後得到教育部批准。專案一開始由教研主任和5名研究助理在學院院長牽頭下開展工作。諸如海爾、TCL、聯想與惠普中國等中國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受邀加入項目的顧問委員會。這項行動標誌著中國有史以來首次正式啟動案例開發與教學,並將其作為研究專案給予資助。該專案的目標是開發六大類科目的本土案例,它們是:管理科學、財務管理、行銷與銷售、技術與營運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企業環境(西方商學院通常稱該課程為“競爭與戰略”)。

  專案旨在為管理教育建立案例庫,特別是用於MBA及EMBA課程的案例。項目還將讓企業有機會以某種管理諮詢的形式與教員開展合作,改善管理實踐,並為教員提供更多實務經驗。

  時至2005年,已經開發出1000多個這樣的中國案例,它們用於管理課堂教學與企業培訓。這些案例已經廣泛用來支持北京大學管理學院的MBA 課程、本科課程、EMBA 項目以及定制化的高層主管教育培訓專案,物件包括海爾、諾基亞、IBM、三星、方正等企業 (請參閱例 1 ,瞭解該舉措所產生案例方面的詳細資料)。

  從2006年中國的管理院校來看,案例教學法在清華應用得最為普遍。長年以來,清華從四種不同管道收集案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的直接許可協議、(加拿大西安大略省)艾薇商學院(Ivy School)以及自身的開發努力。1999年,清華獲得125萬美元的資助,用於案例的編寫與開發。但由於案例編寫技術不高,加上缺乏獎勵編寫案例的機制(這正是起先設立該資助基金的原因),到了2006年,這筆經費僅利用了三分之二。

  為讓教員充分接觸案例教學法,中國的管理院校探索了幾種途徑,比如:艾薇學院的清華案例教學項目、麻省理工學院的國際訪問學者項目、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案例教學與編寫研討會、哈佛商學院學員中心式學習 (CPCL)項目座談會。到2006年,清華的許多教員已經在麻省理工學院接受過培訓,並有30多名教員參加過一個或多個哈佛商學院高層主管教育項目,其中包括堪稱王牌的長期項目,如針對高層主管的AMP通用管理課程。與歐洲、美國及澳大利亞頂級商學院的大量交流機會,強化了清華教員的案例教學技能。

  哈佛商學院及其分支機搆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的支援,或許是向中國的管理學院提供全球案例庫最為系統、持續的行動。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首先推出“哈佛商學院案例精選集商務基礎系列”英文版。隨後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人大社)在中國翻譯、出版並發行了這套叢書。這是中國大多數商學院使用的首套案例叢書。當時,清華和中歐商學院都簽署了許可協定,將單個哈佛商學院案例翻譯成中文,用於本學院的教學。

  國際性案例的另一個來源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該大學艾薇學院的亞洲管理學院從90年代中期開始便在中國內地、香港、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印尼積極開展活動。在過去的10年中,學院共編寫了300個針對亞洲的案例,其中154個案例跟中國有關。1996年,艾薇學院開始與清華合作,為來自中國56所大學的教員開設定期的案例教學與編寫課程。這項活動為改善中國的案例教學做出了重大貢獻。

  同時在2000∼2004年間,復旦大學、清華大學、雲南大學、中山大學嶺南管理學院都派遣教員參加麻省理工學院國際訪問學者培訓項目,中國教員在學院中住宿並接受6個月的培訓。項目期間,訪問教員旁聽課程,並與該學院的教員合作開發課程,以便在回到國內院校後使用。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期間,訪問學者參加為期兩天的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案例教學與編寫研討會。麻省理工學院還跟上述學院開展聯合國際MBA(IMBA)項目方面的協作,以補充這個國際訪問學者項目。每個學院的學員有一部分時間在麻省理工學院,一部分時間在中國的合作院校。在這些IMBA 項目中,教員大多來自于到訪過麻省理工學院的中國教師,以及在訪問期間與之合作的美方教師。

PCMPCL 項目

2000年夏,哈佛商學院開始提供為期10天的校園項目,稱為“學員中心式學習座談會”(CPCL),以訓練拉美地區的商學院教員。到2006年,該專案已經培訓了350多名教員。從2001年起,清華、北大與南京大學每年都派遣兩名教員參加CPCL 項目。中國參加CPCL的教員在專案結束後,往往會決心在自己的學院中幫助實施學員中心式學習及案例教學。但是,儘管中國的CPCL 教員有這樣的意圖和努力,他們回國後都苦於缺少中國背景的案例教材,缺少動機強烈並能夠在案例教學方面彼此協作支持的中國學者群體,也缺乏學院的支援(比如:提供編寫案例所需的資源,認可“學員中心式學習”的教學與課程開發,提供適合案例討論的教室)。

  為應對這個局面,2004年6月在上海參加哈佛商學院全球校友會的中國教育部官員提出了案例教學中的上述問題,並詢問哈佛商學院能否在某些方面幫助中國教員解決這些難題。鑒於中國的重要地位,並由於哈佛商學院堅持為其自身教員提供全球服務,到2005年初,準備就緒的哈佛商學院宣佈推出新專案。該專案以CPCL的結構與經驗為基礎,但專門針對大中華區的需求。這個稱為“案例式學員中心學習項目”(PCMPCL)的舉措于當年春季啟動,並在2005年8月及2006年1月兩度在哈佛商學院校區向來自大中華區的70名教員講授。(請參閱例 2,瞭解有關PCMPCL專案的內容)

PCMPCL 專案由兩部分組成:先在哈佛商學院校區學習10天,3個月後在亞洲城市舉辦為期4天的後續專案,主題是編寫案例。學員先返回各自的院校,花時間評定有多大需要與機會應用第一階段學到的知識,然後在第二階段集中起來,花費4天時間學習案例編寫,並就開發案例式課程展開進一步討論。第二階段的學習不僅提供更多的培訓,而且還讓參加學習的教員有機會就課程開發與案例教學提出自己碰到的實際問題,並與哈佛商學院教員及中國其他管理院校同行一起討論這些問題。2005年12月的第一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成功主辦了針對2005年8月期學員的PCMPCL專案4天後續培訓。4天的培訓專門探討案例編寫與課程開發,而在波士頓舉辦的10天專案則側重于學員中心式學習、案例教學及案例式課程的開發。

PCMPCL有意識地將其適用範圍限定於中國的10所最佳商學院,以及香港、新加坡及臺灣當地的若干優秀商學院。參加PCMPCL項目的前提條件是,每所商學院都必須推薦至少4名教員,參加兩個年度PCMPCL項目中的一個。這使得參加項目的院校能夠為畢業教員建立、培養案例教學團隊。為幫助中國教師提供更好的課堂學習環境,該項目還請香港、新加坡及臺灣的一流商學院每所院校為每項培訓推薦4名教員。這些院校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最初的兩個PCMPCL 項目共培訓了大中華地區超過18所商學院的140多名教員。在中國內地、臺灣及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之下,該項目收穫巨大,它讓為數眾多的骨幹教員堅信並熱愛學員中心式學習,並具備了實現這種學習方式的必要技能。並且,幾乎所有參加項目的商學院院長都認識到,PCMPCL不僅僅是案例教學項目,而且是培養教師隊伍的手段。有12位院長及副院長以普通學員身份參加了最近一期的PCMPCL專案,這充分見證了該專案的前景與聲譽。

  參加PCMPCL項目的中國教員通常會發現,自己對專案價值的評判歷經了幾個階段。起初,他們承認自己對學員中心式學習能否廣泛應用于中國的研究生工商教育心存疑慮。隨後,哈佛商學院PCMPCL專案的經歷讓他們深有感觸,繼而認為:案例式教學與案例編寫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在美國與哈佛歷經了數十年的發展,而這個過程要在中國紮根,還需要漫長的時間。但是,接觸過一系列教學方式與案例編寫方法後,他們開始相信,其中某些方式適合自身的技巧與能力,他們自己也可以逐步以類似方式開展教學。他們雖然擔心得不到院校與同事的支持,但已經意識到學員中心式學習的效果非常棒,自己應當努力說服院校給予全力支持。

  參加項目的教員將學員中心式學習看作訓練學員的新穎方式。中國學員習慣于以教師為中心的學習方式,而不習慣積極參加課堂討論。PCMPCL有助於讓學員明確意識到,傳統的學員訓練方式(即以教為主的學習),難以培養創新的專業管理才能。參加專案的教員最終認為:無論是身為教師的自己還是學員,都必須改變自己關於管理教育的傳統思維。因此對大多數參加者來說,PCMPCL項目是一場洗心革面的經歷:

  ●“我們現在才看到案例教學的真正面目。我們的案例教學跟你們大不相同。我們現在能夠認識到這些差別的重要意義,並大大提高自己的見識。”

  ●“我們使用的案例跟你們不一樣。我們的案例大多像報紙上的報導。我們需要專門為學員中心式學習而設計的案例。”

  ●“哈佛商學院的教員非常重視教學。這真了不起。哈佛商學院的教員花大量時間備課,他們積極投入,精力充沛,力圖讓每堂課都成為學員的成功學習體驗,這讓我們感到吃驚。”

  ●“我並不記得所學的一切,但專案結束時,有兩件事情讓我記憶深刻——第一是如何講授案例,第二是真正有效的教師應當達到的標準。”

  ●“通過這10天的密集訓練,我們開始深切地認識到,案例法教學不是以前想像的那樣:‘只是在課堂中使用案例’,而是整個管理教育與管理實踐觀念的根本性轉變。案例法教學不僅對教師和學員,而且對管理學院及學院的管理體制都提出了新要求。”

2004年8月,中國教育部副部長參加了半天的專案活動,並與參與項目的中國教員會談,以更好地瞭解他們的體驗與需要。完成PCMPCL後,參加項目的各院校教員都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報告。絕大多數教員都稱自己更深刻地領會了案例教學法,並提議更廣泛地採用這種方法。

  參加PCMPCL專案的許多教員都稱自己認識到:案例教學不僅是教學法,而且是不同的教育與學習理念。運用案例不僅是為了提供資訊,而且能訓練決策力。案例教學法需要具備基礎架構的支持,比如說:教員要在教研組中彼此協作,這不同于中國的傳統做法。傳統上,中國大學的大多數課程都是由教師自編自演。學員還認為,必須對案例教學法作適當調整。“哈佛的案例教學確實成功,代表了先進的教學理念,”某位學員解釋說,“但我們不能照搬照抄。管理教育這個課題,跟管理實踐、現實社會環境中的組織行為以及本國的文化與社會體制息息相關。為培養能夠在實踐中應用自己從中國的管理院校所學知識的人才,我們的管理教育必須跟中國的國情及管理實踐相結合。”

  編排案例教材

  參加項目的許多院校還認為,除了觀念上實現向學員中心式學習的重大轉變,最要緊的是開發新教材:中國本土的案例。中國教育部也贊同,開發此類案例是學員中心式學習在中國成功的關鍵。由於通過哈佛商學院及其他管道只能獲得數量非常有限的中國案例,學員中心式學習在中國的推進程度,將取決於中國案例庫的建造速度。有人提出一個想法,就是通過教育部建立顧問委員會,支持中國案例的開發。確實,教育部也有意牽頭中國案例的開發工作,而不是讓各家商學院自行其是。廣泛採用案例教學,還將改變“重教不重學”的普遍態度,並將大大提高案例教學、案例編寫及課程開發的水準。這些變革措施可以納入教員業績評定指標,從而使其制度化。

  中國大量缺乏關於中國企業的高品質案例,為扭轉這個狀況,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與哈佛商學院教員協作,根據教育部規定的MBA必修與選修課制定10大類核心科目的教材,開發模組並選定最常使用的案例。結果是編寫了10 冊案例參考書,每冊包含20∼25個大開面印刷的案例以便於備課(定價頗為便宜,在人民幣35∼49元之間)。2005年秋,人大社同時以中英文出版了這套教材。到2006年初,PCMPCL畢業人員已採用了其中的幾冊教材(請參閱例3中列出的10個主題)。人大社還盡可能地向有興趣的教員提供教學大綱。

  與此同時,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和PCMPCL專案的贊助機構都明白,開發本土案例是訓練中國教員開展學員中心式學習的關鍵,並為此提供了本土案例開發的獎勵機制。沒有本土案例,中國的管理院校便不能在案例教學中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為此,它們創立了“PCMPCL亞洲案例庫”。通過它, PCMPCL專案的畢業人員能夠開發案例與教學大綱,並將其提交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由後者以中英文形式出版並全球發行。

  中國商學院力爭世界水準

2006年初,大多數管理教育觀察人士都認為,如果不改善目前的教員能力、設施、教學方法及教學獎勵機制,中國的管理院校必定無法長期立足。它們除了研究技能之外,還急需具備行業經驗及學員中心式教學技巧的教員。案例編寫、案例教學及案例式課程開發,均被視作實現“世界一流”管理教育的重要元素(請參閱邊欄1)。若處理得當,這些要素便可以互補強化,產生持續改進的良性迴圈。譬如說,通過編寫案例,教員能夠拓寬自己的理解,瞭解企業營運。通過EMBA 項目的案例教學,教員能夠學到更多的經營知識,因為中國的EMBA學員整體上代表了成功而富有經驗的工商界人士。而通過學員中心式學習,學員能夠得到更好的訓練,讓自己的教育變得更有價值和特色(請參閱邊欄2,瞭解臺灣大學在這方面的全方位努力)。

  在許多方面,中國管理院校的發展類似於中國本身的發展。教員、大學行政官員及教育部日益達成共識:僅靠複製哈佛、斯坦福或其他模式,中國的管理院校做不到世界一流。要滿足中國的管理需要,並建立起成為世界級管理院校所必須具備的聲譽與技能,必須實施重大變革。要達到上述目標,關鍵之處在于大力改善教員的聘用、薪資、晉升與培養機制。所有這些變革,都必須著眼于讓學員中心式學習與相關研究與出版相配合,服務於快速變動經營環境的實踐。對中國來說,其中的機會與挑戰並存,因為中國在謀求建立自身的平衡做法。確實,中國的管理教育需要走自身獨特的道路:“中國之路”或“第三條道路”,從而建立起世界一流的院校、教員隊伍、設施及課程。對西方老牌商學院來說,這條道路肯定也富有教益,因為它們也在不斷改革自身,以適應企業與國家的需要。

《經理人》

轉自:http://finance.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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