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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1
若清醒地觀察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症狀：
第一，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 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從每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佈的資料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貪汙受賄的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 1999 年共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瀆職犯罪案件 38,382 件，比上年增加 9.4% ；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 2,200 人，其中廳局級 136 人，省部級 3 人。 [31] 2000 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瀆職犯罪案件 45,113 件，比上年又增加了 17.5 ％；因職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 2,680 人，廳局級 184 人，省部級以上 7 人。 [32] 據一位中國學者接受中國新聞社採訪時表示，目前每 5 個涉及腐敗的公務員中，只有 1 人受到懲處。 [33]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氾濫和制度根源。 2000 年 3 月筆者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 [34] ，尖銳批評了中國現在陷入的制度性腐敗的困境；認為在現行政治體制下進行“事後懲治型反腐敗”無法真正遏制腐敗；並指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已集體墮落，貪汙腐敗成了政治運轉的“潤滑劑”等。政府對此批評的回應是，下令中國的任何報刊雜誌從此不得登載筆者的文章，強迫筆者工作單位找各種理由整肅筆者，並動用國家安全局的特工實行 24 小時監控。更為荒謬的是，中紀委在 2000 年 12 月發表的五中全會公報中竟針對筆者的批評作如此表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和幹 *** 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党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 [35]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從宣傳機器到安全部的所有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順從當局管束的批評腐敗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點正義感的記者視為大敵，採用各種手段防堵他們對腐敗現象的揭露，以致於一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的工作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在如此嚴厲的管制下，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當“黨的喉舌”，結果時下在新聞業界內外出現了一首流傳甚廣的順口溜：“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這裏的“長”是指長官）。 [36]
第二，農業經濟陷入破產半破產境地 [37] ，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城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 中國每年都有 5,000 多萬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 [38] ，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走上了犯罪道路。比如 2000 年夏轟動中國的張君兇殺集團一案，其參與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也未受過任何技能訓練，在城市裏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挺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 [39] 《南方週末》就是因為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存在，就會源源不斷地製造出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瘤，因而被當局指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 20 多年來為湖南人民所作的巨大貢獻而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氾濫成災，並與政府官員合流。 從各種調查材料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在社會上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門的官員沆瀣一氣，形成了一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與西方的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主要是員警及司法部門，而中國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 *** 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官方身份，戴上了“紅帽子”。例如，浙江溫嶺市的張畏除了黑社會老大的身份外，還具有跨省份的 8 個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隨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隨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 4 個官方頭銜。牽涉到張畏一案中的 67 名黨政要員，包括市長、公安局長及黨政 ***42 人、司法 ***15 人、金融機構 ***10 人。張宅門前掛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為“紅色黑幫”。 [40] 2000 年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梁旭東 [41] 、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湧 [42] 、廣西百色黑幫頭子週壽南 [43] ，情況也與張畏相似。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這些官員的關係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一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份。 “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 1999 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 58,000 多億，有人根據城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 47% 的存款屬於 3% 的富裕人口所有。 [44] 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 0.15 上升到 2001 年的 4.58 。 [45] 由於中國的統計資料歷來有“摻水”問題，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基尼係數可能遠大於這一資料。
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與一些外商相結合，聯合統治廣大中下層人民。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為 360 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 38% ，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治理，人民則有禍于旦夕之虞。 [46] 中國農民人均佔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上一個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問題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少教育與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
今後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一次深刻的社會危機。一個社會如果縱容 5% 的權勢者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 95% 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複上演的“戲劇”。從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 WTO 以後，以權力支撐的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並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形成一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者聯合統治的格局。而隨著社會危機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量與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不斷重複出現的傳統危機：下層動亂。
中國歷史轉了一個圈後，又進入了一次歷史輪回。
（本文初稿於 2001 年 11 月，為 11 月 9 日 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講而作，完稿於 2002 年 1 月 15 日 。）
（何清漣）
【注釋】
[1] 例如，韓德強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來風》， 2000 年第 8 期；崔之元的“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讀書》， 1998 年 3 月；《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 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張維迎，“有些腐敗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屬次優”，《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 1997 年；樊綱，“腐敗的經濟學原理”，《經濟學消息報》， 1996 年 3 月 22 日 ；張曙光，“腐敗與賄賂的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學： 1994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張五常，“為什麼我一直堅持國企改革永遠沒有希望？”，《奇跡網路》， 1999 年 10 月 14 日 ；樊綱，“騙出一套新體制”（ 1993 ），《走進風險的世界》，廣東經濟出版社， 1999 年；張五常，“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 1995 ），《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版；張五常，“三種社會體制”，《書屋》 2000 年第 2 期；王宏遠，“反腐敗不能嚴厲到使政府官員岌岌可危”，《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 1997 年；張曙光，“繁榮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敗問題的再思考”，《繁榮的必由之路》，廣東經濟出版社， 1999 年。
[3] 《人民日報》， 2000 年 2 月 26 日 ，第 1 版。
[4]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01 年 7 月 1 日 ，第 1 版。
[5] 《鄧小平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人民出版社。
[6] “一塊石頭”即“摸著石頭過河”；“兩隻貓”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三條魚（有利於）”是指“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有利於黨的領導，有利於無產階級專政”；“四隻雞（基）”指的是“四項基本原則”。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8] “改革開放簡史及兩極分化的成因”， 2001 年 12 月 22 日 ，貼於《世紀中國》網站的“世紀沙龍”討論區，網名“同志們曬黑了”。
[9] 申明民，“中國的代際政治”，《當代中國研究》（美國）， 2001 年第 4 期。
[10] 由於中國嚴厲的言禁，這方面的材料幾乎不可能見諸於國內的報紙與各種媒體，但有些事情國內盡人皆知。例如，“六四”時期學生的反腐敗批評曾針對以鄧小平長子鄧朴方為後臺的康華公司；前北京市長陳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陳小同與前首鋼公司黨委書記週冠五之子週北方及鄧質方的經濟合作關係；《證券市場週刊》 2001 年 11 月 24 日 刊登了武警 *** 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華能國際”，披露了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的兒子李小鵬、妻子朱琳參與華能公司運作的內幕，該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當大的震動，據海外媒體報導，武警總隊除迅速將馬海林軟禁外，並致信李鵬，強調武警 *** 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並表示此文系馬海林之妻撰寫，以馬海林的名義投稿；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書也提供了很多這方面的材料。
[11] 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專任研究員陳梓龍於 1999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當前大陸政治、社會穩定性之評估”曾根據《時代週刊》、《遠東經濟評論》、加拿大《環球時報》、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中國大陸《經濟日報》等多家媒體自 1998 年以來的報導，整理出兩份表格附於該報告之後，其一為“近年來大陸各地重要 *** 抗議活動情況”，其二為“大陸異議人士組党及中共鎮壓情況”。該報告列舉的事實部份反映了大陸社會不穩定的狀況。查閱該報告的網 http://www.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 。
[12] 參見任不寐發表於美國《民主中國》期刊 2002 年第 1 期的系列文章（ www.chinamz.org ），這組文章列舉了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高勤榮因披露運城地委假噴灌工程而被捕判刑、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姜維平因揭發大連市長薄熙來劣跡而被捕等案件；中國新聞社 2001 年 8 月 25 日 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報》披露河南盧氏縣縣委大搞形像工程後，該縣委通知在全縣收繳《工人日報》；此外，海南的《天涯縱橫》網站也因類似原因被暫時關閉。
[13] 據王軍的研究，中國自 1985 年以來的資本外逃占外債增長比例到了 52.3% ，超過了 80 年代世界上 15 個債務負擔最沉重的國家資本外逃的平均水準，而且在進入 90 年代以後接近甚至超過了每年新增的外債額。見王軍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和結構分析”，《改革》， 1996 年第 5 期；英國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沃爾在一份給“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從 1989 年至 1995 年間，中國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可能超過 1,000 億美元，載英國《金融時報》 1996 年 12 月 27 日 ，“中國成為世界資本的重要來源”，轉引自《參考消息》 1997 年 1 月 8 日 ；又據中國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專題研究資料顯示， 1997 年和 1998 年資本外逃額分別為 364.74 億美元和 386.37 億美元， 1999 年這一局面雖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資本外逃額仍高達 238.3 億美元， 2000 年資本外逃又急劇增加，總額約為 480 億美元左右，比外商對中國實際投資的 407 億美元還要多，見美國“多維新聞社” 2001 年 5 月 30 日 的報導。
[14] 參見拙文“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書屋》（湖南）， 2000 年 3 月，第 3 頁至第 16 頁；未作刪節的全文刊登於《當代中國研究》（美國）， 2000 年第 3 期，第 68 頁至第 93 頁。
[15] 張志新、遇羅克、林昭、黎九蓮是在“文革”期間被殺害的，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四人幫”頭上。上海市華東師大學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間獲罪，但那時“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市政府並未殺他；“四人幫”垮臺後，在新任上海市委負責人蘇振華、彭沖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獲平反，反而被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此案明明是錯殺，但至今無人承擔任何責任，甚至禁止公開案情。
[16] 分別見《財經》雜誌 1999 年 4 月號報導， 2001 年 4 月號題為“興業聚酯疑竇”的報導，以及 2001 年 8 月號的“銀廣夏陷阱”一文。
[17] 《財經》， 2000 年 10 月號。
[18] 參見拙作，出處同注 [14] 。
[19] 《世界日報》（美國）， 2002 年 1 月 4 日 ，引自香港《文匯報》報導。
[20] 新華社瀋陽 2001 年 2 月 13 日 電：“教育產業化不能等同於教育商業化”。
[21] “來自貧困大學生的調查報告”，《北京青年報》， 2000 年 1 月 25 日 第 16 版。
[22] “央行 ( 中國人民銀行 ) 要求切實落實國家助學貸款各項政策”，新華網貴州頻道， 2002 年 1 月 14 日 。
[23] “今年求職有點冷”，《北京青年報》， 2002 年 1 月 14 日 。
[24] “考研全接觸”，天津《今晚報》今晚網， 2002 年 1 月 14 日 。
[25] 資料參見拙作“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出處同注 [14] 。
[26] 參見任不寐發表於美國《民主中國》期刊 2002 年第 1 期的系列文章（ www.chinamz.org ）。
[27] 見《亞洲週刊》（香港） 2001 年 10 月初的報導。
[28] 朱正，“從新聞記者到‘舊聞記者'”，《書屋》， 2001 年第 6 期。
[29] 何清漣，《人口：中國的懸劍》，《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30] 何清漣，“一個世紀的飄泊──戊戌變法百年祭”，《南方週末》， 1998 年 4 月 17 日 ；《經濟學與人類關懷》，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出版。
[31] 《人民日報》， 2000 年 3 月 20 日 ，第 3 版。
[32] 《人民日報》， 2001 年 3 月 11 日 ，第 2 版。
[33] 引自胡鞍剛接受中新社訪問的談話，此消息 2002 年 1 月 9 日 貼於“陳岩鋒思想之家”（ cyfgg.xilubbs.com ）的“當前論壇”。
[34] 出處同注 [14] 。
[35]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 2000 年 12 月 28 日 。
[36] 鄢烈山（《南方週末》編輯），“輿論監督不是狗”，貼於《世紀中國》網站的“世紀沙龍”討論區，貼出日期為 2001 年 11 月 28 日 。該文說：“‘防'的手段有多種。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聞傳媒，嚴令傳媒老總這個不准報導那個不准披露，違者即摘掉烏紗帽或砸他的飯碗；對於上級和中央傳媒的記者，則授意本地有關人員不得接受採訪，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專門制了記者證，只認他們這個證，不信國家新聞出版署制發的證。文明的設防手段是封鎖現場和消息來源，不文明的就乾脆採用暴力驅趕毆打記者，搶奪記者拍攝的音像資料。當然，威脅受訪的群眾也是其中一招。記者的人身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揭發山西運城地區領導製造虛假的節水滲灌工程的記者高勤榮身陷囹圄；為主持正義曝光海南一起 *** 嫖 *** 案的記者劉洪以被逼瘋；重慶女記者羅俠在採訪現場被人打成重傷……一起接一起傷害記者案令人髮指，也令從事輿論監督的人心寒。如果說‘新聞記者是條狗'，則毫不誇張地講，從事輿論監督的記者在某些官員眼中是威脅他們官運的惡狗、野狗，無人保護的記者則很像一條條喪家狗。 CCTV 的記者在《偷拍實錄》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很牛的中央電視臺記者，帶著偷竊般的心態，忍著內心的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擊著欺騙、淩辱、威脅、謾?、違法、亂紀等一系列精彩表演'，這是中國新聞史上很特殊的一種現象。”
[37] 何清漣、程曉農，“已走到盡頭的小農經濟──關於中國農村、農民與農業的對話”，《當代中國研究》（美國）， 2001 年第 3 期。
[38] “昆蟲正成為城市化新的威脅”，《深圳特區報》， 2001 年 10 月 31 日 ；“重典治亂，安寧重上行人臉”，《羊城晚報金羊網》， 2001 年 10 月 29 日 。
[39] “一個極端暴力集團的成長”，《南方週末》， 2001 年 4 月 19 日 。
[40] “浙江溫嶺‘黑幫老大'張畏的最後自白”，中新網寧波 2001 年 4 月 27 日 消息。
[41] “披著警服的黑社會老大”，《南方週末》， 2000 年 9 月 28 日 ；“中國 1998 第 1 號黑社會案大揭秘”，《深圳商報》， 2000 年 8 月 18 日 。
[42] “瀋陽：豪賭市長與黑幫人大代表的發跡沒落”，《三聯生活週刊》， 2001 年 3 月 9 日 。
[43] 新華社特稿，“瘋狂作惡終有報──廣西‘打黑第一案'紀實”，新華社記者程義峰，南陽新聞網， 2001 年 5 月 17 日 。
[44] 楊宜勇，“收入差距為何拉大”，《中國經濟時報》， 2000 年 5 月 15 日 。
[45] 見《經濟日報》 2001 年 10 月 29 日 。基尼係數越大，說明社會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西方國家的這一係數一般在 0.3 左右，中國的貧富差距遠遠大於西方國家。
[46] “國土生態：一個沉重的話題”，《中華工商時報》， 1999 年 3 月 14 日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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