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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1
“改革到底為的是什麼？我們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麼？”
回顧持續了 23 年的經濟改革後，許多中國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這一問題。儘管在 80 年代民眾曾因改革而普遍受益，但 90 年代以來經受種種痛苦的人卻遠多於獲益者。毫無疑問，今後中國需要繼續改革，但“需要什麼樣的改革”卻成了人們日益關心的問題。目前這種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的“改革”只會使中國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
一、對中國改革得失的幾種演算法
對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有不同的演算法。
中國政府理所當然是只計算“成就”，其標誌就是每年的經濟增長率以及幾個亮麗的“現代化櫥窗”（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城市）；而與財富的生產同樣重要的財富的分配狀況卻被刻意掩蓋起來。經濟增長現在構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成了不少樂於與中國政府在研究項目上合作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看法的依據。至於中國政府習慣性地對統計資料造假這一特點，卻被這些學者出於種種原因而忽視。於是形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迴圈”：壟斷了各種資訊供給的中國政府是所有研究資料的權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國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研究，不管與中國的現實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國政府有選擇地登載在《參考消息》及其它各種介紹國外的中國研究的報導中。中國政府藉此向本國民眾證明：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為外國學者的學術研究所論證並認可！在表面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實則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國公眾當中，外國學者的“科學論證”還是有相當市場的。而中國政府對這些研究結果的“認可”，則成了這些外國學者進入中國訪問考察、並爭取本國研究經費的“條件”。當然，中國政府與這些外國學者在資料與論證上互相賦予“合理性”的利益關係，對學者們來說畢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蓋起來。
當局在修改歷史與控制輿論上向來有豐富的經驗，目前在虛構“改革成果”與社會現狀方面更是不遺餘力。中國的媒體善於製造虛假資訊，這只要比較中美兩國最重要的報紙《人民日報》與《紐約時報》就不難看出。讀者若只閱讀這兩家報紙的本國新聞，一定會得出如此印象：美國社會問題叢生，而中國則是一個幾乎沒有社會問題的“美好世界”。而這種“謊話重複 1,000 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爾定律”所產生的歷史後果已顯現出來：一些國人對“文革”時期的報紙深信不疑，那些連毛後的政府都承認有不少虛假成份的資料，竟然被個別中國學者用來證明“文革”時期的偉大經濟成就。 [1] 如果說，“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會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壓與專政手段強迫人們說謊，那麼這些年來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學會用利益手段控制國內傳媒與學術界，還將這一手段用之於控制國際社會欲與之交往者。
中國的部份經濟學家對 90 年代以來“改革”造成的嚴重分配不公其實了然於心，但出於利益驅動，他們不是批判這種只照顧極少部份權勢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為這種“改革”作“學術”辯護。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種“代價說”：首先，他們構造了一個“世界”，聲稱社會中只存在政府官員、企業家以及為這兩部份人服務的學者，其餘的社會階層則被排斥在這個“世界”之外；然後他們創立了所謂的“代價說”，即中國的“改革”必須付出代價，而這“代價”就是要容忍腐敗，用“體制外資源（金錢）來贖買體制內資源（權力）”；這種“權錢交易”被譽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們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能促使中國經濟儘快轉軌。前幾年在中國引起極大爭論的“經濟學家要不要講良心、經濟學是否道德中立”這一外國讀者多少會感到荒謬的問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的學術殿堂，並成為一個煞有介事的學術命題。有幾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曾公開提出，“經濟學家就是要與利益集團相結合”，有人還公開提出要建立一個按權力地位分配社會財富的等級序列 [2] 。
另外還有一種演算法直到 90 年代中後期才漸漸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據社會常識計算改革的得與失。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一個全社會的利益再分配過程；他們關心的是，在 90 年代以來的“改革”中，哪一部份人最終獲得了最大利益？他們又是通過什麼手段獲利？他們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階層利益受損的基礎上？而大多數老百姓在 90 年代以來的“改革”所構造的新社會階梯中又居於一種什麼樣的社會位置？“改革”代價由誰支付？又是誰在享受“改革”成果？這種演算法代表著中國改革良心的叩問。隨著這種叩問的升級，反思中國的“改革”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 1998 年以來的一種潮流。但這種潮流只持續了兩年左右，從 2000 年開始，便受到政府日益嚴厲的打壓，此後在國內的媒體上已得不到任何表達機會。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當中，利益受損集團（如下崗工人與農民）根本就不具備討價還價的“議價能力”；他們表達利益訴求的各種抗議活動，如對苛捐雜稅、地方官員及企業經理的腐敗、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議活動，一直受到各級地方政府的鎮壓。這種體制化的暴力壓迫，正是今日中國底層人民生活狀況難以得到改善、正義難以得到伸張的重要原因。
二、對改革的反思
儘管中國的改革進程錯綜複雜，其理論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曖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轟轟烈烈地實行“權貴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時不時地在中央的黨報《人民日報》與黨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紅旗》雜誌）上發表評論員文章表示要反對私有化。這種言行不一常常讓民眾摸不清頭腦，不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刮過來。但從已經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來看，這場改革的主線就是對毛澤東領導的“化私為公”式革命實施逆向變革──即“化公為私”。作為改革主導思想的“放權讓利”就是以“私”為杠杆，推動經濟發展。在作為改革發韌的農村改革中，所謂“一包就靈”其實就是“一私就靈”；解散“人民公社”則是從“一大二公”向私有小農經濟的回歸。這一改革確實將破敗不堪的農村經濟從破產的邊緣挽救了回來，但有一點卻一直被理論界有意忽視，那就是中國的農業生產由於人口壓力與土地稀缺等特殊國情而被迫退回到小農生產狀態，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這其實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有著致命的傷害。城市改革也是發端於鼓勵和開放個體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從實行獎金、計件工資等“物質刺激”手段起步，而後的自主權下放不過是個把“大公”不斷分解為“小公”的過程，最終通過股份制和“權貴私有化”滿足了政治經濟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顧 1949 年以後的中國歷史，可以說 20 世紀後半段的中國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共通過暴力革命消滅了一個有產階級，但並未因此將中國引向繁榮富強；相反，整個社會都充斥著貧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只是使中國陷入了深刻的社會危機。 1978 年在危機推進下開始的改革，雖然使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其社會後果卻是中共政權的官員們通過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迅速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後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標、改革路徑與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對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瞭解以後，才可能對中國“改革”的搖擺性與不徹底性有比較完整的認識。
1. 改革方略
中國的改革可說是危機推進型改革。儘管當時毛的專制已將中國推入危機的深淵，但習慣於宣稱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優秀制度的中共領導層並無遠見卓識。鄧小平支持改革的動機只是為了化解社會經濟危機，而不是要改革社會制度。這種改革動機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類似。 100 多年前晚清洋務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時洋務派官僚們認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處只是技術層面的軍事工業，中華帝國的文物典章即社會制度則為西方所望塵莫及。
號稱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 80 年代初其實並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稱為“改革思路”的只不過是“開放以引進先進技術”。趙紫陽曾經主持研究過政治改革，中共“十三大”報告也提出了一些設想，但隨著趙的失勢，這些設想被完全束之高閣，從此領導人絕口不提。被奉為改革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其核心無非是把毛的“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即毛宣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經濟換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而政治形態則仍然是極權政治──不過，中共考慮到以往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大肆宣傳已把“資本主義”這個詞在中國變得臭不可聞，為了便宜行事，讓公眾在觀念情感上能夠接受，便用“市場經濟”這個詞代替了“資本主義經濟”──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新組合，與毛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有著無法克服的內在對立。這既是鄧小平時代各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也為後鄧時代留下了無窮的麻煩。近幾年江澤民等領導人試圖彌縫這一內在矛盾，於 2000 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 [3] ，在 2001 年又發表了“讓私營企業主入黨”的“七一講話” [4] ，無非是要克服這一內在矛盾，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的結合提供意識形態依據。
曾讓毛後的幾任中國領導人歆羨不已的“東亞龍”模式是“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但其專制程度遠比不上中國的極權政治，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存在著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權力于一身的永久執政的黨政一統結構。中國的“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並不只是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偏好，而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天性所使然。鄧小平從來就沒打算放棄毛建立的專制權力；他天生沒有理論興趣，也不想認真解決經濟改革與毛意識形態之間日益擴大的內在分裂。他只是憑藉自己的政治權威選擇了兩個極其短視的方法：一是採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說，並用哲學外衣將其包裹起來；二是發出一個他自鳴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爭論”，以為如此就可永遠回避這一矛盾。這兩條與他的“貓”、“摸”二說相結合，就構成了“鄧小平理論”。 [5] 這個沒有理論的“鄧小平理論”被中國民間謔稱為“一塊石頭兩隻貓，三條魚與四隻雞”。 [6] 鄧小平將“實踐”奉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固然避免了經濟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公開分裂，卻由此而腐蝕了官方意識形態立身的基礎──真誠。他的“不爭論說”又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表裏不一，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
為了維持“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社會政治結構，當局將西方民主制度以及與此互為表裏的民主自由觀念視為洪水猛獸。“六四”後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歸罪於西方民主思潮，並由此確定了全力鎮壓民主要求和醜化民主制度的戰略。整個 90 年代，從小學到大學一以貫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為這一戰略服務，從小學 3 年級開始學生就必須背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澤東主席與週恩來總理領導下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蘇聯東歐轉型中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機被政府的宣傳機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運內部的分裂和醜聞更是讓他們如獲至寶。通過持之以恆的意識形態教育，“民主”在中國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談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數服從多數”和“當官要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群眾運動，而這種“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讓民眾產生“民主”與“動亂”相關的聯想，從而贊同當局的口號──為了“生存權”寧可不要“民主”。
80 年代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追求民主，與當時市場化程度不夠高、利益集團化的趨勢不明顯有關。而 90 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進一步市場化，經濟學界、法學界等可與市場化相結合的專業精英已逐步與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相結合，大學等事業單位也可憑藉壟斷地位輕而易舉地將自己擁有的教育資源轉化為金錢，如出賣博士碩士文憑等。在利益驅動下，不少知識精英也認為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有其獨特優勢，認同了當局宣傳的“只有經濟發展是硬道理”。
在這種改革方略指導下的中國“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過發展經濟來鞏固現有的政治權力。這種不觸動社會權力結構的“跛足改革”，決定了中國最開始市場化的不是別的任何資源，而是政治權力；也決定了中國當代社會精英中的大多數隻可能以“血緣繼承”的方式從改革前的舊精英轉化而來，或通過權錢交易而產生。這種利益轉移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可以說，“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鑰匙。
2. 改革目標
由於領導層的既定方略以及為領導層服務的智囊們的膽識所限，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只設定了一些階段性目標，如“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 [7] 每一階段性目標的形成都伴隨著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今天看來當然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時確實牽涉到一大批政治精英與一小群知識精英的興衰榮辱。由於改革時期社會形勢變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內容的目標都只不過領了兩三年風騷而已；只有 90 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確定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說法的壽命最長，從 1995 年以來直到今天仍被當局懸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其解釋則又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應以國有企業數目逐漸減少為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標準，還有人以為是以政府審批經濟項目的權力逐漸減少為標誌。這當然都是皮相之談。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而在中國凡涉及有關國計民生的資源如土地以及壟斷性資源的配置，迄今為止仍由各級政府大權獨攬。由這一根本特點觀之，只能說中國到現在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個“模擬市場經濟體制”，並非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
而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過非常動聽的許諾：讓少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至於讓哪一部份人通過何種手段先富起來，卻沒有具體的政策解釋。不過 23 年改革的實踐證明，最終實際上是讓少部份權勢者或與權勢者進行利益交換的人通過大量貪汙腐敗活動先富起來了，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3. 改革路徑
所謂“改革路徑”的選擇，簡言之，就是選擇從政治體制改革還是由經濟體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這一選擇說到底其實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決定的。既然中共只願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權力格局的基礎上推行改革，其結果必然是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導致各種尋租活動的氾濫。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鄧小平家族大張旗鼓地下海經商為尋租活動開了先河。鄧在世時，指責他放縱權力進入市場 ( 即其子女下海經商 ) 的聲音就不絕於耳。一些人認為，鄧的家庭觀念很強，因“文革”時期子女遭受了許多痛苦，出於補償心理，對子女下海經商並不約束。於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敗之風蔓延。有人據此把鄧的個人選擇視為腐敗盛行的主要原因：“在體制缺陷已經成形之後，體制缺陷是造成腐敗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產生這個缺陷之前，在最初的決策者作出最原始決策的時候，人的因素，決策者的一念之差，卻對將來是否產生體制化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8] 這種說法認為，中國現存體制的缺陷產生於改革時期的初始政策選擇，實在是對共產黨政治體制的本質缺乏瞭解。
中國走上目前這種改革路徑有其深層制度根源，因為這種改革路徑最容易完成權力和利益的代際傳遞。 [9] 中共自掌權以來就不斷鼓吹“接班人”說，其內核就是要承認政治高層的子女們與生俱來就享有繼承父輩壟斷性權力的特權。這一說法體現了位於中國政治制度核心的權力傳承機制。在這一機制中，上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權力雖然不便象北韓的金日成父子那樣通過“父傳子繼”的方式直接繼承，但其子女除了有優先獲得政治高位的特權之外，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傳繼父輩的權力，而作為贖買政治繼承權的最佳補償物的經濟資源就必然成為首選 } 。中國政治上層從未有人真正反對過這種權力 ( 利益 ) 繼承方式，而且實際上向來互為同僚的子女親屬大開此方便之門。 [10] 既然上層的權力可以如此繼承，中下層自然樂於群起仿效，最終結果必然是腐敗氾濫成災，導致政府高度軟政權化。這種把控制國家機器和壟斷性資源之權力私相授受的權力傳承機制，實際上就是今日中國的腐敗在現行體制下無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國目前無法克服腐敗，還因為腐敗已成了維繫中共統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鄧小平將意識形態空殼化的結果本身就蘊含著內在危機，但這種危機在 80 年代及 90 年代上半期有經濟利益作為替代品時還未曾顯山露水。但到了 90 年代中後期，當局既無法為社會各階層源源不斷地提供利益，又沒有意識形態去整合執政集團成員，那就只能依靠傳統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壓 ( 包括日益廣泛地借助安全部門的特務監控） [11] 及對社會輿論的高度管制來加強社會控制 [12] 。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壓來穩定社會，就必須給官員們足夠的利益，以換取他們對專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給予龐大的官員隊伍以經濟利益，已頗感困難的中央財政將不堪重負。所以 \ 仿宋體 { 當局表面上並未直接給其官員們太多利益，官員們的工資並不比普通職工高多少，他們可獲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著於職務上的各種“待遇”之外，主要是通過權力來攫取，如貪汙受賄，此外還有介於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中國的當代政治還有一大發明，即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創收”，如此則集體性腐敗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機器運轉的“潤滑油” } 。
目前中共高層之所以還在打擊腐敗，並不是真要杜絕腐敗之根源，他們一方面是借遏制腐敗安撫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擔心腐敗會導致高度軟政權化。因為在高度軟政權化的狀態下，各級政府部門將無力實施高層制定的各項政策，各級官員牟取利益之舉往往是以損害政府政策與國家法律為前提的，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國將不國、黨將不黨，與黑社會組織的行為方式無異。而歷史經驗證明，沒有一個高度腐敗、只照顧少數特權階層利益的政權能長久維持下去。
4. 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論的產物。如前所述，中國事實上沒有稱得上理論的改革思想。鄧小平實際上是一個不事設計的“總設計師”，以“貓論”與“摸論”鼓勵國家機會主義盛行。“貓論”與“摸論”是為了對抗當時黨內高層的教條主義者而提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消解“兩個凡是”之類的教條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但後來用作制定各種改革政策的理論指導，實際後果就是導致國家機會主義氾濫。一個政府在有關國家發展的施政方針上過度地不講原則，只是根據當時的短期利益不計後果地作出權宜之擇，會留下相當多的後遺症。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搖擺不定、朝令夕改，讓公眾對政府政策產生極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廣東等地流傳的一句“致富經驗”就是：“凡是政府讓做的事情，千萬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讓做的事情，就要趕快去做”。 1989 年以後的最初一兩年，執政集團要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打擊私營經濟，曾重新強調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強行收回大量原先發給私人企業的貸款，其後果是使一批小企業破產，使國有企業失去了一些客戶與供應商，使一批民眾失去了工作機會。但到了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又再次肯定私有經濟的作用。對私有經濟這種拉鋸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 ──再否定”過程造成的負面影響極大，私營業主對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 90 年代的資本大量外逃 [13] 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搖擺不定導致中央政府必須不斷地制定各種新政策，而在軟政權化狀態下的各級政府官員卻不斷利用一個又一個新政策出臺的機會，前赴後繼地推進著中國大面積的貪汙腐敗與黑社會化的進程。
不講原則的國家機會主義盛行的又一結果是，鄧時代與後鄧時期的政府已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維繫官員上下級關係的早已只是利益關係，唯利是圖的政治投機行為成了做官的唯一準則。官員們可以在會議上表態要廉潔奉公，會後立刻到酒樓花費公款吃喝嫖，從事各種貪汙腐敗活動。這種國家機會主義行為還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在近幾年發生的幾次中美衝突中，政府一方面通過學校組織學生上街，高喊“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同時命令所有的傳媒精心製造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愛國主義精神”，利用這種反美情緒作為與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另一方面，政府高層又為了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理由與美國妥協。在這種以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主導的對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學生一再被愚弄，社會公眾甚至都無權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涉領土讓渡的國際條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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