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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1
三、誰享受改革成果？誰付出改革代價？
中國底層社會的不滿早在 1992 年後就開始了。“六四”事件沒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動亂，關鍵在於當時的工人還是改革的受益者，農民還在享受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餘蔭。中國民眾歷來有如一盤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還能保住，就對別人的受壓制與受剝奪熟視無睹，少數不良分子甚至還幸災樂禍。
自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運動” ( 被稱為城市“土地制度改革” ) 、國有企業改制等，這些不斷推陳出新的“改革”除了為少數人創造了暴富機會之外，還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因為現有政策與法制體系根本無法對官員們的貪汙腐敗行為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這種狀況必然迅速導致權錢交易氾濫成災，並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不得不承擔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工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農民被逐步邊緣化，不少人淪為赤貧者。
中國的改革雖然有一些經濟成就，但 90 年代以來能夠享受這“成就”的只是占總人口約 1 ％的上層與 4 ％的中上層，還有 11 ％左右的中層由於“搭便車”的關係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廣大農村人口與城市下層人民而成了承擔“改革”代價的巨大載體。 [14]
隨著貧富分化日益嚴重， 90 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終於重新回到人們的心中，成為底層社會成員表達不滿的觀念依據和捍衛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儘管中國從毛的暴政下解脫還只有 20 多年，但國人似乎得了“集體健忘症”。毛時代的政治壓力和普遍貧窮，階級鬥爭造成的大量“政治賤民”，為安置城市失業青年而推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滿天飛的“反革命罪”，因說真話而被殘酷殺害的張志新、遇羅克、林昭、黎九蓮、王申酉等優秀青年 [15] ，所有這些殘酷的社會現實已被人們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員的相對廉潔、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識形態賦予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對官僚主義“有理”的權利等，卻魔幻般地回到人們的記憶中，並被說成是真實的歷史存在。中共為了讓自己的合法性不受傷害而制定的不許討論“文革”的規定，既讓年青一代無法正確認識“文革”，也讓經歷過“文革”的工人農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記歷史真實。若仔細觀察社會現實就會發現，這種對毛的懷念與近兩年政府急於通過各種政策與“理論”迫使社會承認現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從 1999 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基本成型。政府基本上放棄了對弱勢集團利益的保護，並採取種種傾斜性政策鞏固現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標誌一：政府成為股市泡沫的造勢者。 1999 年 5 月 19 日 《人民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可視作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此後證券市場各種醜聞不斷，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證券市場上“圈錢”，中小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掛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則受到嚴重損害。近幾年最著名的醜聞有， 1999 年海南公司“瓊民源”事件、 2001 年的“興業聚酯事件”、“銀廣夏事件” [16] ；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證券分析員趙綱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更使國內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一場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渦。 [17]
標誌二：政治利益集團加速與經濟利益集團合流的步伐。 第一步是 1999 年通過修改憲法承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其要害在於實質上承認不少通過貪汙腐敗手段聚斂的財產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所謂“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顯然已經不是占人口 83% 的下層人民 [18] 。第三步則是 2001 年的“七一”講話，它公開承認事實上早已與政治利益集團合流的經濟利益集團政治上的合法性。
標誌三：政府在政策選擇上公開向強勢集團傾斜，放棄下層人民。 近兩年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多屬施惠於上層、中上層，而那些幫助窮困民眾度過難關的政策卻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務員階層生活顯然優於一般民眾的情況下還要不斷給這一階層加薪： 1999 年下半年公務員薪資提高 3 成， 2001 年公務員薪資又在 4 月和 10 月分別提高 1.5 成， 3 次加薪合計提高薪資 7 成，今年又再次表態為公務員加薪，短短 3 年內公務員薪資將實現政府承諾的“翻一番”的目標 [19] ；而去年政府同時卻規定，下崗工人失業半年後即不再予以補助， 2000 年旨在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費改稅”在少數省剛開頭就無疾而終。又如，政府從 1998 年開始造勢的“債轉股”，因為對一些經濟利益集團相當有利，雖然有極大的經濟和政治風險，也強行在 2000 年初出臺；只是後來因為這一打通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這兩個錢袋的舉措有導致國家信用崩潰的危險，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標誌四：推行損害下層民眾利益的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 。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費以滿足教育利益集團的要求，結果高等學校收費以每年平均高達 50% 的環比增長率快速上升。這項措施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對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在“教育產業化”的名義下，部份學校大幅提高學費、雜費等各種費用。有關方面 1998 年對全國 14 所高校的抽樣調查顯示，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平均總支出為 5,929 元；近年來這個數字又有明顯增長，其中僅學費一項就達到 4,000 至 5,000 元，個別學校每年需交的各種費用加在一起近萬元。有的學校包括中學甚至在“教育產業化”的旗幟下違規招生，違規收費。 [20] “教育產業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學生中 15 ％以上的學生淪為“貧困生群體” [21] ，而政府為“貧困生”設立的助學貸款卻是杯水車薪，且貸款擔保門檻太高，令許多“貧困生”望而卻步。截至 2001 年 5 月底，全國向四家主要的國有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與農業銀行）申請貸款的學生共有 53.4 萬人，申請助學金額為 33.37 億元，但只有 17 萬名得到了貸款，貸款合同金額為 12.62 萬 [22] ，分別是申請人和申請額的 31.8 ％和 37.8 ％。許多貧困的農家子弟與城市下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 ?
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一個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現象：在整個國家文盲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從 1997 年開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日益艱難， 2002 屆全國普通高校共有畢業生 123 萬，比上年的 115 萬又增加了 9.4% ，整體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 2002 年 1 月 4 日 、 5 日的深圳招聘會上，出現了 10 萬大學生競爭 1.5 萬個職位的局面。 [23] 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狀況已延續了好幾年，導致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高校將這種現像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從 1999 年開始連年擴大， 1999 年增長 27% 、 2000 年增長 35% 、 2001 年又增長 35%[24] ， 2001 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 1998 年的 2.31 倍。在教育資源如師資、設施等未相應擴大的情況下，高等學校為“創收”而實行的研究生擴招，實際上是為數量而放棄品質的典型短視行為。
中國的大學生只占適齡人口的 4% ，相當於現代化國家這一比例（一般是 10 ％至 15 ％，平均為 12.5% ）的三分之一，僅及世界平均水準的 22% ，居世界第 79 位。任何國家實行長期反貧困策略最關鍵的一環就是實行義務教育，提高國民受教育水準，逐步減少下層社會成員，改善社會階層結構。中國的這一“教育收費體制改革”事實上是將占人口 83% 的下層人民 [25] 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門檻之外，使他們無法達到現代化社會要求的技術素質與文化素質。
與此同時，當局為了貫徹“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又重新撿回了改革前的統治策略：一是加強政治高壓，消滅一切在工人農民中出現的社團活動；二是加強輿論控制，除了嚴格控制主要官辦傳媒這架不斷製造謊言的機器之外，還大力整頓那些“不聽話”的地方傳媒；三是嚴厲打擊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獨立知識份子。政治高壓與輿論控制互為表裏，已成為 1999 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
四、關於“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神話
遭受了種種“改革”痛苦的中國目前陷入了兩難處境：在現有的軟政權化狀態下開出更多的改革處方，有如在難以癒合的傷口上繼續撒鹽， 90 年代以來出臺的“改革”措施反復證明，這些政策最終往往成為貪汙腐敗的官員們牟取私利的最佳藉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難重重；如果不繼續“改革”，只是用“三個代表”與“七一講話”之類的說詞從意識形態上為現存的社會利益格局“正名”並營造合法性，那麼社會將繼續為這種“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不公正的“改革”製造了大批邊緣化階層，而這些邊緣化階層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種種鋌而走險的形式為這個社會的上中層製造種種不安。所以有識之士早就看清了一點：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筆者近年來所到之處，尤其是在海外，總遇到不同的人問同一個問題：黨內高層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時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撓？仿佛“保守派”是裝“改革”錯失的“垃圾桶”。筆者以為，從近年情況看，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其實只是大家幻想出來的一種對立。可能在某一具體政策上，總書記與總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總理與副總理的看法也有差別；但在面對下層騷亂時採取專制手段維護社會安定，在面對少數有識之士對社會的深刻批評時採用鉗制輿論與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層其實無所謂“保守”與“改革”之分。
90 年代以來的改革史證明：所謂“保守派”代表左的勢力，“改革派”代表前進的方向，其實只是個政治幻覺而已。就維護極權政治這一點而言，所謂的“保守勢力”與“改革勢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總是以防止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為藉口，要求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以便由他們來堅持“正確的”方向。他們懷念毛時代的專制與思想禁錮，並宣稱這種懷念代表著廣大人民的獨立思考。而“改革派”則總是以發展經濟為由，拒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熱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瓜分社會資源，而這種瓜分永遠是有利於改革派歸屬於其中的利益集團。大量附屬於他們的學者尤其是部份經濟學家，則總是在論證這種“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 ( 他們一向避免用極權政治這個詞 ) 的合理性，渲染“中國人的素質低、與民主政治無緣”之類說法。
當局固然可以向本國民眾和世界撒謊，宣稱中國的經濟如何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獨秀，但事實是自 1989 年以來，中國經濟除了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由“開發區熱”造成的經濟“虛熱”之外，經濟增長與社會狀況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這十餘年中都處於“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不管政府控制下的傳媒向世人公佈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國政府怎樣將“申奧”與“入世”炒作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偉大像征，無可否認的是：失業者越來越多，邊緣化階層越來越龐大；無法進入現代化生活的廣大農民與處於破產半破產狀態的農村經濟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無法擺脫的夢魘；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陰影也日益迫近；無法克服的制度性腐敗與使社會越來越不安的黑社會化現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後來，為政者越感到自己虛弱不堪。
2001 年底雲南省長李嘉廷案發後，當局對貪汙腐敗已無法直接面對，只好在內部規定，以後公佈貪汙腐敗數額不得超過 2,000 萬元，以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像。與此同時，這一年又整肅了好些媒體，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週末》報與《書屋》雜誌 [26] ，還整肅了一些知識份子，逮捕了一些敢說真話的記者 [27] ，加強了對互聯網的管理。這種“鴕鳥政策”和“面子工程”阻礙了問題的根本解決。
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個政府的本質與“人民共和國”這一國體的距離越來越遙遠：“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體現在宣傳當中；現實生活裏一旦“人民”要為自己受到的壓迫與不公而抗議時，他們就立刻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敵人”。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毫不猶豫地利用國家機器對人民實行彈壓。現實表明，與其說所謂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存在政治理想的差別，還不如說僅僅存在政治口號的差別。“保守”也罷，“改革”也罷，只不過是政治利益集團內部爭奪利益的旗號而已。在利益的佔有方式上，二者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尤其是高層人物，無論是被視為“保守派”還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從來都不拒斥讓自己的子女及親屬用佔有經濟資源的方式來實現變異的權力繼承。而為社會改革付出代價的，始終只是廣大下層人民。
20 世紀末中國最引人注意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其實是一場看起來非常熱鬧，其實混亂不堪的所謂“思想爭論”。由於言論空間的狹窄，而爭論的真正主題被有意掩蓋，許多問題不是越爭論越清楚，而是越爭論越糊塗。
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對專制政體的必要批判，相反卻對現存專制政體的“母體”──毛體制與“文革”、大躍進讚不絕口。雖然當局不再奉行毛體制及“文革”路線，但目前的專制制度與毛體制在政治上有非常親密的血緣關係，因此儘管“新左派”對毛體制與“文革”的稱頌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卻為當局所寬容，“新左派”實際上是通過這種變相的“幫閒”而贏得了他們的話語空間。其次，自由主義的光譜非常寬廣，比如自由主義政治學所主張的民主與憲政，其真正指向是現存專制政體，因之也是“六四”以後中共意識形態戰略嚴加禁止並長期醜化的物件，在這方面自由主義學者根本無法取得象“新左派”那麼大的話語空間，在爭論中處於弱勢地位。而不少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則認為，經濟學家應該與權勢集團相結合，並主張“腐敗有理”、“腐敗有利”。這些適應權勢集團需要、為目前利益格局張目的所謂“理論”，不但沒有政治上遭受打壓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淺薄的傳媒追捧，加之持這些主張的學者們以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人自命，彼此唱和，在 90 年代形成了蔚為壯觀、儼然佔據統治地位的經濟學“主流”。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會公眾尤其是大學生們產生誤解，以為自由主義學說就是為腐敗張目、為權勢集團服務。
“新左派”們並非不明白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與其他學科的自由主義主張之間這種明顯差別，但他們巧妙地把兩者故意混為一談，利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雙方話語權不對等的機會，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最容易在中國引起非議的“腐敗有理論”作為自由主義學說的“精髓”加以批評，因此似乎搶佔了“道義制高點”。這種表面上看似慷慨激昂、實際上非常混亂的爭論，其結果不免流於滑稽。“新左派”們實際上製造了一個虛幻的“場景”，似乎中國產生腐敗完全是因為自由主義學者鼓吹“腐敗有理”，他們進而以批評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名，聲色俱厲地打擊主張民主與憲政的自由主義學者。於是“新左派”們就非常聰明地避開了對專制政體這一制度性因素的批判，實際上為這一政體提供了掩護。自由主義學者的團結精神也遠不如“新左派”陣營，常常是被視為代表人物的人孤軍奮戰，但卻缺乏奧援。在一個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的國度裏，“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學者爭論雙方常常偏離當下中國需要解決的緊要問題與真正應該批判的批判對像，而就一些抽象的觀點、學說爭論不已，這除了模糊人們的視線之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國人文知識份子在社會急劇商品化過程中不甘於被迅速邊緣化的一種缺乏力度的抗爭。
五、 20 世紀的中國革命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給人們的啟示是：僅有經濟改革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證明：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需要從三個層面展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文化制度 ( 意識形態 ) 。以此標準考察中國就會發現，中國在政治曠野裏漂泊了整整一個半世紀以後，只不過還在歷史輪回中苦苦掙紮：一個半世紀的革命與現代化歷程，除了一片混亂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中國總共經歷了 3 個形式完全不一樣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形式雖然有變，但專制本質卻一脈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經濟加專制政治，國民黨政府是半資本主義半自然經濟加專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計劃經濟加極權政治，改革後是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
至於經濟制度的變遷，中國只不過在半個世紀裏完成了一個從“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輪回。整個世界從 1917 年以後的歷史，包括中國 20 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只證明瞭一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改變這一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 21 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一選擇付出代價。中國在 1949 年以後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 1978 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
而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思想自由方面來說，除了 80 年代有一段短暫的放鬆之外，很難說現在就比 1949 年以前的輿論環境寬鬆。一些經歷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的文化人的命運就說明這一點：敢於議論風生批評國民政府的新聞記者如浦熙修、彭子岡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卻成了只會寫歌功頌德文章、寫悔過書與認罪書的文史館資料員而苟活著 [28] ；而巴金、老舍等優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國後再也寫不出任何像話的作品了。中國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遠樂此不疲，雖然 21 世紀有了網際網路等先進技術，但當局同樣有辦法應付，在全國大量招聘電腦專業人員充當“網路員警”，對技術上不易控制的網路媒體繼續施以故智。
20 世紀的歷史輪回表明：這種由新專制政體取代舊專制政體的“革命”，無非是讓人閉著眼睛往黑暗裏一跳，前途何如，只能聽天由命。在這段歷史中，中國人民有如枯枝敗葉在狂風中翻滾的苦難命運，只再次證明瞭元代詩人張養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歎的：“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化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將中國當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經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來看，也許對中國今後面臨的問題容易理解一些。
筆者曾研究過清代中葉以來的歷史，自從那時人口超過 4 億以後，中國就形成了人口與資源關係緊張這一特殊的資源秉賦，以後 2 個半世紀的中國所有危機的核心問題其實都是一個如何養活龐大人口的問題；而所有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來養活新增人口。 [29] 對這一問題的歷史思考雖然不少，卻始終未成為一種全民族的共識。而另一種認識卻通過教科書深深地沉澱於民族意識當中，並時不時地成為一種社會動員的口號，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是外來侵略造成的。所有的歷史教科書當中，凡涉及到鴉片戰爭前夕的狀態，都先列舉一連串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然後再用一句這樣的“經典名言”加以總結：“如果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入侵，中斷了中國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中國社會也會緩慢地、逐漸地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種通過教育強行灌輸了幾十年的虛假知識最後化成一種民族潛意識，在 20 世紀末 2 次中美衝突 (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 2001 中美撞機事件 ) 中，輕而易舉地成為反對美國的精神動員資源。到了 2001 年美國發生“ 911 ” 事件後，中國大學生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幸災樂禍情緒，更說明這種認識“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人類，只有正確地認識問題才是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中國的這種流行歷史觀將社會的不發展、人民所遭受的種種災難都輕而易舉地算到外國侵略者頭上，但它只有為統治者開脫責任的功能，於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卻並沒有什麼幫助。在人口問題的認識上就是如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遭受的命運就是一個最好的注腳。
筆者曾於 1998 年戊戌變法 100 週年時寫過一篇文章 [30] ，其中談到“戊戌變法”時期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準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只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遂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比較一下 100 年來解決前述 5 大問題的辦法（即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現，這些問題作為世紀性的難題，歷經 100 多年的努力卻並未獲得解決，反而以更複雜尖銳的形式向國人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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