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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0日
“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如今已經趟過一半，下一步怎麼走？
3月18日，在主題為“邁向新增長方式的中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說，“河對岸已經非常清楚了，就是各種市場經濟模式。中國上岸以後怎麼走，將決定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而中國官員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同樣明確而堅定。出席會議的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表示，“中國將深化價格改革，建立健全能夠反映市場供求關係、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
深化資源等要素價格改革，正是目前中國邁向新增長方式的關鍵。
2007年，中國實現了10.7％的GDP增長，占世界GDP總量的比例達到5.5％左右，但是付出的代價極大。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說，中國當年消耗的能源大約占世界的15％，而在鋼材和水泥上的比例更是高達30％和54％。
馬凱分析，這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階段性因素”，中國當前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加速階段，資源消耗增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
其次是“轉移性因素”，世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一些高耗能、高資源消耗性的產品生產轉移到中國，加大了中國的資源消耗總量。
但是，馬凱坦承自身增長方式粗放才是關鍵原因，中國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難迴圈、低效率”為特徵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增長方式的轉型提出已經多年，為何遲遲難見成效？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陳清泰一針見血地指出，癥結在於缺乏經濟驅動力，而動力缺乏的原因又在於政府角色定位等體制性障礙。
在經濟起步階段，中國政府採取了要素低價、低稅的政策，導致了資源依賴型和粗放的發展模式。“在資源低價格政策下，誰多消耗了資源，誰就多分享了經濟利益；在環境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誰嚴格治理污染，誰就會降低自己的競爭力。”陳清泰分析說。
要扭轉傳統增長方式的慣性，短期內要付出巨大代價，甚至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面臨增長的速度與品質之間的兩難選擇，政府通過掌握于手的資源配置權，調節對要素價格的控制和對環境的監管，這樣，生產要素升值和資源環境的壓力被隔離在政府層面，沒有通過價格信號和嚴格的環境執法成為增長轉型的經濟驅動力。
陳清泰進一步分析說，更大的困難在於，政府既是增長轉型改革的對象，又是改革的推動者，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狀況沒有根本變化，這才是深層次的體制障礙。
“地方政府通過批租土地、審批專案、價格管制、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等掌握了過多資源，介入微觀領域太深，削弱了市場監管和環境監管等職能，扭曲了市場信號、誤導了企業。
當改革到自己頭上，要弱化他的資源配置權時，有形無形的阻力就產生了。”
對於體制改革，馬凱表示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減少行政審批，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具體而言要推進水、電、成品油、天然氣等重要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在有條件的地區開徵汙水處理費和垃圾處理費，發揮價格在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中的杠杆作用。
在財稅和金融體制方面，將制定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的方案以及配套措施，深化資源稅制度改革，健全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同時引導信貸資金投向節能減排、技術進步等有利於增長方式轉變的領域。
比如石油資源稅，馬凱舉例說，現行稅率偏低，而且徵收辦法是從量而不是從價，沒有與價格掛?，現在正在研究從價徵收。
更系統完整的政策也正在醞釀之中。去年年末，一份由發改委價格司起草的《關於深化價格改革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意見》上報國務院。
不過，馬凱表示改革的難點在於資源稅稅率的確定和社會對價格改革的承受能力。在稅率的確定上，要制定有區別的稅率，根據富礦、貧礦，不同地區有所差別，要精心設計。
更大的難題是，價格改革後，增加的負擔最終要由使用者和消費者承擔，因此要出臺相關配套改革措施，改革進程也要考慮整個社會和相關行業的承受能力。
（陳默）
21世紀經濟報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