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兩岸經貿評估:失衡明顯政策因素效果兩極化
2006-10-23
“95-96台海危機”是兩岸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兩岸之間從此結束了一段具有共同接觸、協商基礎與雙方關係持續改善的時代，進入一個政治上更加對立、漸行漸遠的時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臺灣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從相對積極走向保守消極、加強管制成為主軸。儘管由於兩岸政治關係的惡化，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發展目標尚未實現、經濟合作機制未能建立、直航未能實現；兩岸經貿關係總體發展趨勢並未因這次危機而完全改變，兩岸經貿發展仍然取得重大成就，兩岸產業分工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
一、兩岸貿易規模翻了四番，但失衡情況更趨嚴重
自上世紀70年代末期兩岸貿易恢復以來，總體呈現快速發展之勢，兩岸貿易發展呈現跳躍式的發展，貿易規模急劇擴大。依大陸商務部統計，1996-2005年，兩岸貿易接連跨過200億、300億、400億、500億、700億與900億美元六個臺階，實現了歷史上少見的跳躍式發展，十年兩岸貿易總額番了四番，貿易額累計達到4128.5億美元，占了28年來兩岸貿易總額4958億美元的84.4%。
儘管兩岸貿易保持快速發展之勢，但“進大於出”的總體結構性問題沒有改變，兩岸貿易的失衡問題進一步加劇。原本預期入世可能有助於改善兩岸貿易的失衡局面，但這一預期沒有變為現實。儘管入世後大陸對台出口增長迅速，2002-2005年平均增長達35.3%，但由於基數低，對台出口總量有限，2005年出口額還未突破200億美元。相反，臺灣對大陸出口繼續保持快速增長，規模持續擴大，大陸對台貿易逆差持續增加。
兩岸貿易產品結構在這十年時間裏發生了重大變化。十年前，臺灣對大陸出口產品主要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機械用具及其零件、塑膠製品、人造纖維絲及工業用紡織物等。到了2006年1-2月，臺灣對大陸出口的前五大產品分別是積體電路、液晶裝置、TFT-LCD、印刷電路板、自動資料處理器及零附件，其中前兩項的出口增長率在28%到100%之間，而且對大陸的出口比重分別達19%與17%（據臺灣《工商時報》2006年4月29日報導）。顯示臺灣對大陸出口產品結構與臺灣產業升級以及優勢競爭力產品的外銷是一致的，也顯示了臺灣經濟仍具較強的競爭力，與大陸市場存在著較強的互補關係。大陸對台出口產品在入世後呈現快速增長之勢，對台出口產品結構也在逐步改變，在農工原料仍保持穩步增長的情況下，較具競爭優勢的工業製成品的比例增加較快。
二、台商對大陸投資波動大，但島內產業向大陸轉移趨勢沒有改變
台商對大陸投資是臺灣產業對外轉移的一種客觀趨勢與必然選擇。
過去十年間，台商對大陸投資合同金額合計602.2億美元，占歷年累計投資總額的66.7%；實際利用台資金額合計301.8億美元，占歷年累計利用台資總額的72.3%；依臺灣方面的統計，十年間台商對大陸投資金額達416億美元，占了十五年來台商對大陸投資總額的88%，可以說是台商對大陸投資的一個重大發展時期。若加上台商經第三地對大陸的轉投資，台商對大陸的投資規模更大。
台商對大陸投資的意義在於臺灣產業對大陸的轉移以及兩岸產業分工模式的不斷變化或產業鏈的形成。依筆者對臺灣優勢與支柱產業的研究與觀察，臺灣產業對大陸的轉移呈現明顯的階梯性推進過程，如果以核心或代表產業觀察呈現制鞋與紡織——塑膠與食品——電子零元件——電腦——半導體——光電產業的演進過程。經過多年的產業轉移，兩岸的產業分工模式基本形成。臺灣逐漸成為台商的研發、設計、資金等的運籌中心，大陸成為最重要的生產基地。其中兩岸產業分工以IT產業最典型。十年來，臺灣資訊硬體產業產值在島內的生產比重迅速下降，而在大陸的生產比重大幅上升，大陸成為臺灣最大的IT產業的生產基地。據臺灣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MIC）報告，1996年到2005年，臺灣資訊硬體產業島內外產值（不包括通訊）從250億美元增加到770億美元，臺灣島內的生產產值所占比重從67.9%降為6.8%，在大陸的生產比重達則從16.8%上升到近80%。
隨著台資企業在大陸的發展，兩岸產業鏈十年來發展了重要變化，台資企業的本地化有了很大發展，即台商從台購買原料與中間產品的比例迅速下降，而在大陸購買的比例持續上升。據臺灣“經濟部”公佈的調查，1995年，台商從台購買原料的比例為52.5%，持續降至2004年的35.1%，十年減少了17.4個百分點；同期，台商從台購買零元件或半成品的比例從56.3%降為40.9%，十年減少了15.4個百分點。儘管台資企業從島內進口的原材料與半成品比例有所下降，但外界一直強調的“台商對大陸投資帶動的出口效果下降”並不明顯，臺灣對大陸的出口一直呈現快速增長趨勢，揭示了兩岸產業的互補性依然很強。
三、兩岸直航呈現“不斷分割與局部突破”的發展模式
直航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議題。“95-96年台海危機”後，兩岸直航實現了四次較為重要的突破與發展，從而呈現出一種“不斷分割與局部突破”的發展模式。
一是1997年兩岸實現“試點直航”。它的意義在於兩岸部分港口實現了貨運輪船直航。不過，由於受臺灣方面“不通關入境”的政策限制，兩岸貿易貨物無法實現直航，使得“試點直航”的效益逐漸遞減與下降，局限性日益暴露。
二是兩岸空中直航走上了一條典型的“切割處理與局部突破”方式。包括：“台商春節包機”，包機對象僅限於春節期間的台商群體，存在著身份上的歧視與不公平問題；“臺胞春節包機”，2006年“春節包機”搭載物件擴大到台商、台生等在內的臺灣同胞，航點增加；“節日包機”，2006年6月兩岸達成中國四大節日的“節日包機”；2006年7月兩岸實現“專案貨運包機”，下一步特殊直航的模式可能為“常態貨運包機”、“週末包機”與“客運包機”等，而一般意義上的兩岸直航仍無時間表。
三是2001年起福建沿海與臺灣離島的金門、馬祖實現了直航與通商，即實現了所謂的“小三通”。此後“小三通”的營運港口、範圍等不斷擴大，營運規模與經濟效益等均取得快速發展。據統計，“小三通”開放五年來，往返兩地的人數從2001年的2.5萬人增長到2005年的55.5萬人，五年增長20倍，其中主要集中在金門與廈門之間。
四、政策因素對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影響與效果呈現兩極化的特徵
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兩岸政策因素的影響與制約，不易量化與準確估計，但影響是必然的。就“95-96台海危機”後十年來大陸與臺灣所採取的兩岸經貿政策觀察，大陸在“政經分離”原則下，持續走向更為積極、務實、開放的政策方向，成為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重要“助力”。相反，臺灣當局的兩岸經貿政策，在“政治先於經濟”的原則下，走向了更為保守、消極、管制重於開放的政策方向，成為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阻力”。
“95-96台海危機”後，大陸採取更積極的、務實的開放性兩岸經貿政策，出臺了《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更加重視保護台商利益，以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健康與良性發展。尤其是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党主席宋楚瑜訪問大陸後，雙方在加強兩岸經貿往來、推動“三通”與保護台商利益等方面達成諸多共識，大陸隨後相繼出臺一系列有關促進兩岸經貿往來與惠及臺灣民眾的政策措施，收到了較好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效果。
相反，“95-96台海危機”後，臺灣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先後進行了三次重大調整，其基本原則是“政治優先於經濟”，“臺灣利益優先於大陸利益”，總體政策走向是“管制重於開放”。三次重要政策調整為：一是李登輝於1996年提出“戒急用忍”，成為日後十年大陸經貿政策的基本原則。1997年7月，臺灣“經濟部”公佈《企業對大陸地區投資審查辦法》，對台商赴大陸投資的行業、投資金額等做了具體規定。民進党上臺後，一度確立了“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新大陸經貿政策，受到外界的肯定。但這一政策在執行中卻變為“嚴格管理”，未能“積極開放”。隨後，陳水扁當局在謀求“台獨”戰略考慮下，再次調整大陸經貿政策，于2006年元旦提出所謂“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標誌著臺灣當局大陸經貿政策進一步走向緊縮與管制。臺灣當局的大陸政策以及兩岸經貿政策發生了質的方向性變化。
五、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發展目標尚未實現
過去十年來，儘管兩岸經貿關係取得很大發展，但“95-96台海危機”後形成的兩岸政治僵局與政治對立格局，使得兩岸經貿關係一直無法實現正常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
兩岸相互投資或資本往來的不對稱性。在經貿往來中最重要的投資活動，只有台商對大陸投資的單向格局一直沒有改變，大陸企業一直無法進入島內投資或從事商務活動，大陸其他資本或資金進入島內也受到限制。
兩岸貿易的不正常性與平衡性。不正常在於兩岸貿易貨物不能實現直航，而且由於大陸商務人士進島受到限制，而不能正常、方便的進行商務活動；不平衡性在於大陸對出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與限制，是某種程度的不公平貿易，從而造成大陸對台巨額貿易逆差局面無法得到有效改善，不利兩岸貿易的長遠發展。
技術引進與合作發展受到限制。在正常的經貿往來尤其是吸進外資活動中，技術引進與技術合作是重要內容，也是重要目標。但在兩岸之間的技術引進與技術合作規模太小。依臺灣統計，1991-2005年，臺灣從大陸技術引進項目只有55件，其中民進黨上臺後的2000年以來，從大陸技術引進為零，與臺灣對大陸投資總計34452項不成比例。
兩岸金融領域的合作滯後。二十多年來，兩岸經貿發展的兩個支柱即兩岸貿易與台商對大陸投資發展迅速，但金融服務領域的投資與合作沒有實質性的突破。尤其是兩岸無法簽署金融監管合作備忘錄與貨幣清算協定，使得兩岸金融往來主要局限於通匯、臺灣金融機構在大陸設立辦事處等方面，使得臺灣銀行的主要業務與服務物件台商之間發生斷裂，臺灣銀行的生產性金融業務受到限制，也影響到在大陸台資企業的融資與發展。
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仍停留在低層次的初級階段。在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問題上，大陸方面積極主動，島內執政黨持否定與反對態度，使得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仍停留在理論討論階段或者民間行業之間有限的互動合作方面，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經濟合作機制。
六、對兩岸各自經濟發展的經濟效益與影響的評估
“95--96台海危機”後，兩岸經貿關係總體上取得很大發展，這對臺灣與大陸有什麼影響？台商對大陸投資，是否只對大陸有利而不利臺灣？
臺灣當局認為，台商對大陸投資對臺灣經濟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大陸具有“磁吸效應”，排擠島內投資，造成產業“空洞化”，是“錢流大陸，債留臺灣”；產業外移，造成島內失業增加，而且影響到“臺灣經濟安全”。
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台商對大陸投資是一個雙贏的結果，不僅有利大陸吸引資金、擴大出口、創造就業，而且對臺灣經濟發展與產業的轉型發揮了重要作用。台商將不具競爭力的產業外移大陸與東南亞，在島內發展具競爭力與優勢產業，或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水準，使得臺灣產業不斷走向高級化，不斷有新的優勢產業興起，臺灣得以順利進行產業轉型。
台資企業在大陸的盈利增加，成為島內母公司收益的主要來源。臺灣《商業週刊》發表的2004年“兩岸三地一千大上市上櫃公司排行”中，臺灣有263家公司（不包括金融控股公司與興櫃公司），在出具其在大陸投資的損益表中，投資大陸的損益占公司總體損益的比率迅速上升，從四年前的36%上升到109%，就是說這些公司的盈餘來自大陸地區的貢獻，超過臺灣島內的貢獻。近年來，台資企業匯回臺灣的資金快速增長，甚至不少台資企業返台進行收購整並島內企業。
兩岸貿易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甚大。臺灣對大陸的大規模出口，不僅成為臺灣外貿盈餘的主要來源，而且帶動臺灣諸多產業的持續發展。
台商對大陸投資，對大陸經濟當然有積極促進作用。台資企業的外銷特徵，使得台資企業在大陸產品出口中佔有重要地位，是大陸外貿出口迅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台商投資集中的地區，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做了很大貢獻。
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不只有經濟效益，而且有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效益。日益密切的兩岸經貿關係成為穩定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力量，具有緩和兩岸關係、防止兩岸軍事衝突的作用。正是因為經濟利益與經濟上的需要，讓兩岸在政治對立情況下經濟界與產業界不斷有所接觸或協商，並不斷在經濟往來或包機直航方面有所發展甚至突破。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與經濟利益，也讓兩岸人民加深瞭解，逐步消除敵意，共同追求與維護兩岸關係的穩定與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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