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商西進大陸透視
西進，擋不住的誘惑
二十世紀70年代末，隨著大陸改革開放以及海峽兩岸緊張關係日漸鬆弛，臺灣與大陸的經貿往來有所恢復，但因受臺灣當局的重重限制和干預的影響，僅局限於轉口貿易範圍，而且年貿易額不過區區幾億美元。1987年11月，臺灣當局迫於島內輿論和民意的社會壓力，取消戒嚴禁令，允許臺胞赴大陸探親，兩岸關係由此得到進一步改善。從那時起，臺灣民眾跨海到大陸探親、旅遊、求學、經商逐漸升溫，十幾年來經久不衰。
臺灣當局開禁後，大陸充沛且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空間對台商產生了巨大的磁力，加之同種同文帶來的語言溝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台商西進的投資成本，使得眾多台商紛紛前往大陸尋覓商機，他們憑藉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和豐富的商戰經驗，很快在大陸站穩腳跟，並獲取了豐厚的經濟回報。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則吸引了更多的台商不斷跟進，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投資熱潮。據統計，投資大陸的台商目前已經超過5萬家，截至2001年底，大陸累計批准台資項目50838個，實際使用台資293.4億美元。大陸成為臺灣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場，第三大貿易夥伴和第四大進口市場。今年1—4月，臺灣對大陸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23％，大陸已取代美國成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據臺灣“經濟部”統計顯示，臺灣去年出口大陸的產品金額占總出口比例升至19．6％，臺灣已是全球對大陸市場依存度最高地區。另有研究表明，臺灣經濟年均6％的成長率中，有近兩個百分點來自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
2001年是人類邁進新世紀的第一年，同時也是對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一年，因為在當年11月，大陸和臺灣先後加入世貿組織，這一重大事件成為台商再掀西進熱潮的契機。統計資料顯示，去年是自1995年以來台商投資大陸增幅最大的一年，全年大陸一共新批台資項目4214個，合同台資金額69．14億美元，實際投資金額29．79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增長36％，73．1％和29．8％o通過對台商“投資熱”的深入分析，不難發現在“台商西進”的現象背後正在發生由“量”向“質”的轉變：
重心位移——台商西進的熱點轉向長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區
台商對大陸投資地點的選擇，主要依據資訊判斷、同業邀集、或大陸親友推薦等，考慮的因素則不外乎交通便利、接近市場、原料取得容易、基礎建設良好、當地政府態度及制度完善等，按照這些標準，台商西進初期大多選擇東南沿海地區，並以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及福州、廈門等地為主要投資地點。用東莞數碼產業協會會長、台商子弟學校董事長葉宏燈的話來講，在降低成本的壓力下，製造業台商為符合世界消費者對商品“高品質”、“低價格”的需求，不斷尋找便宜及有高素質勞動力的製造基地，廣東由於接近香港，通往世界的運輸成本便宜，而且當時土地便宜、勞動力成本低、素質又不差，所以成為台商西進大陸的第一個中心據點。然而近來台商產業逐漸有北移上海的趨勢，甚至還形成了台商的“上海熱”。目前，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已成為大陸一個新興的台商投資集中地，其中包括吳江、蘇州、昆山、無錫、寧波、奉化等地，都已成為台商最青睞的地方。目前台資製造業主要往昆山、蘇州和無錫等地區群聚發展，商業、服務業則往上海落腳。此外，有著較好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條件的北京、天津及東北瀋陽等地成為台商高．科技產業北移的熱點。北京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在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與治理等方面更為台商提供了投資良機。此外，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幅員廣闊的中西部地區開始成為投資的熱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台商關注的目光。由於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京、津、沈地區發展極快，外資集中，使不少起步較晚的台商難以進入，因而將投資的目標轉向投資政策優惠、自然資源豐富、以及土地、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廣大的中西部地區。
規模擴大——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項目的平均資本額快速遞增
臺灣當局解除對臺胞赴大陸探親限制伊始，西進大陸的台商“猶抱琵琶半遮面”，多借“探親”之名行投資考察之實，此時登陸的台商以中小企業或單打獨鬥者居多，西進投資的風氣僅僅“小荷才露尖尖角”。1993年3月，隨著臺灣當局放鬆對台商投資大陸的禁錮，西進大陸不再遮遮掩掩，呈現出公開化和明朗化態勢。不少臺灣企業此時競相登陸，投資風潮終於形成氣候。近兩年來，由於臺灣經濟陷入不景氣泥潭，島內許多企業每況愈下，而大陸經濟充滿生機，對台商不無“磁吸”作用，越來越多的臺灣大型企業集團加快了移師大陸的步伐。．據有關部門的統計，目前島內已有80多家“百大”企業和上市公司西進大陸，投資項目近200多個，其中不乏有台塑、統一、震旦、正新、東帝士等著名台商的身影。且在投資規模上，也一改台商初期登陸時的“小打小鬧”的做法，代之於“放開手腳”加大投入。投資項目的平均資本額也由最初的59萬美元增至300萬美元以上，而且單項投資動輒幾千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的個案也並非少數，如臺灣宏義集團斥資16億美元，在上海浦東開發區張江高科技園區與大陸合作開發“8寸晶圓”，開創了臺灣半導體產業投資大陸的先河。無獨有偶的是，臺灣前世界集體電路公司總經理張汝京通過香港上華公司，也在上海投資15億美元興建“8時晶圓”廠。而前不久從臺灣傳媒傳出最新消息，臺灣茂德科技公司決定投資2．3億美元赴大陸投資“8寸晶圓”廠。這一現象充分表明台商投資規模正在迅速擴大。
產業升級——台商投資主流從傳統加工業向高科技產業過渡
西進初期，大陸低成本勞動力及原料的優勢，無疑對臺灣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具吸引力，因而最早到大陸投資的台商大多來自傳統的加工行業，如食品、紡織、玩具、塑膠、鞋類、五金等等。這些在臺灣早已優勢不再的“夕陽產業”，移師大陸旨在利用大陸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和原材料資源，從事“三來一補”的代工生產，將臺灣生產的零元件或半成品加以裝配與製造。·由於大陸和臺灣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性以及經濟上的互補性，使大陸自然而然地成為臺灣傳統產業外移的基地。兩岸間的這種垂直分工不僅使臺灣的傳統產業再現生機，獲得“第二春”，而且在客觀上促進了島內上游產業的升級與發展，為島內高技術產業的興起騰出了發展空間。2000年下半年以來，台商西進有了新變化，知識密集和資本密集的電子、資訊等高科技產業逐漸開始取代單純的生產、加工和製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據臺灣的一項調查顯示，90％的台商都瞄準迅速擴張的大陸高新技術市場，並計畫西進大陸投資設廠。如臺灣IT、半導體業大舉移師大陸，如今臺灣電子資訊業投資集中的廣東省東莞市，已經成為世界電腦零部件製造業中心；在長江三角洲，台資企業筆記本電腦年生產能力將超過重000萬台，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目前，大陸已經是世界IT產業生產、出口大國，而IT產品出口中有七成來自台商投資企業。去年台商對大陸投資總額中，電子電器產業投資額就占45．7％，而其他產業所占比重均在7％以下。這表明，新一輪西進熱是以高新技術及相關產業為主導，而電子資訊類專案更成為台商投資的新熱點。
群聚效應——台商投資大陸由單打獨頭發展到呼朋喚友、成群結隊
台商西進投資大陸早期，捷足先登者多為實力並不雄厚的中小企業，且以跑單幫為主，獨來獨往，規模有限，形態單一。如今，台商西進的主體已由中小企業主導轉向大企業主導，許多舉足輕重的臺灣上市公司、上櫃公司競相到大陸投資，對臺灣企業界產生了深刻影響，由此催生的示範效應則是“拔出蘿蔔帶出泥”，帶動了大批相關企業紛紛西進。這些上游和下游企業逐漸在大企業所在的地域形成完整的產業供應鏈。合作方式也從單純的委託加工變為邀請衛星企業共同參與。目前，在高科技龍頭企業“群聚效應”的影響下，西進台商已形成了“龍頭”帶“配套”，“配套”引“龍頭”的良性發展態勢。許多台商通過產業公會邀集相關會員廠商集體前往大陸特定地區投資，或由核心企業帶動相關企業一起到大陸投資。這種“母雞帶小雞”的發展模式催生出不少台商聚集區，臺灣媒體估計在大陸的台商及其家屬至少有一百多萬人。據今年9月3日的臺灣《中國時報》透露，上海台資企業已有4000—5000家，居住在滬的臺灣人多達30余萬人，甚至出現了為該群體服務的月刊《移居上海》，專門為居留上海的臺灣人提供各種生活資訊。文章直言不諱地說，如今“看好上海，唱衰臺北”的臺灣人愈來愈多。目前，台商已經成為上海開放後進人浦江兩岸的最大族群。位於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蘇州市同樣也是台商投資密集區，這裏有2300多家台資企業，總投資超過100億美元。長駐蘇州的台商及其家屬逾5000多人，有臺灣記者稱，“在蘇州找不到賣鴨蛋的人，只找到在開工廠的高科技台商”。蘇州市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王勳輝10年前從臺灣來到蘇州投資藥業，從去年起，他將自己在臺灣總部的研發中心轉移到蘇州，因為在臺灣養1位博士的錢，在蘇州可養5位博士，而且大陸的人才專業素質高於臺灣。受他的影響，很多台資企業先後到蘇州新區投資。王勳輝感慨地說：“台商到大陸投資是擋也擋不住的，這是生存問題o”臺灣明基1993年來蘇州投資建廠，其很多配套廠商步明基的後塵從臺灣落戶蘇州及其週邊地區吳江、昆山等地。如今明基在蘇州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光碟機、掃描器在大陸市場的佔有率均為前三強，桌上型顯示器位居前五名。明基中國行銷總部總經理曾文祺認為，臺灣未來生產沒有競爭力，發展有限，而大陸發展空間大，成長性強，機會多。他說：“不要問台商為什麼要到大陸來，而應該問為什麼不來?”
“抽刀斷水水更流”
台商西進猶如過江之鯽的現實使臺灣當局坐立不安。今年7月29日陳水扁“拾人牙慧”，公開呼籲台商向東南亞投資，重彈幾年前李登輝時代的“南向政策”的老調。面對台商幾乎“一邊倒”的西進傾向，他強調“臺灣要走自己的路”，因為“中國大陸市場，不過是我們全球佈局的一部分，中國大陸市場不是臺灣對外市場的唯一，也不是全部，更不是最後”，他希望“台商要致力於東南亞投資，政府將政策配合，作台商的後盾”。此言一出，台當局高層人物隨即附合。“行政院副院長”林信義聲稱，“東南亞有工資、東盟合作、免稅、人口有5億等優勢”；“經濟部次長”施顏祥表示，為協助台商赴東南亞投資，並獲得相關保障，臺灣積極推動與相關國家洽簽多項經貿協定；“經濟部長”林義夫甚至準備親自出馬，率“東南亞投資貿易訪問團”出訪。臺灣當局打出“南向政策”旗號，就是要給台商西進潑冷水，試圖以東盟五國作為新的目標市場，從而取代中國大陸，其最終目的是排斥大陸的“磁吸效應”，降低臺灣對大陸的依存度。此外，推行“南向政策”也是陳水扁們為避免臺灣經濟上被“國際邊緣化”，意在實現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經濟、政治上的“結盟”，以“拓展國際生存空間”。
臺灣當局煞費苦心“以經濟促政治”的伎倆立即遭到島內輿論的廣泛批評和質疑，不僅在野黨一片批評聲，而且部分民進党人士及當局官員也不敢苟同，臺灣工商界更是普遍表示反對，島內媒體則從種種經濟資料出發對“南向政策”提出質疑。他們認為亞洲金融風暴後，“南向政策”宛若冷灶，已停擺多時，台商紛紛撤離，轉赴大陸投資已是趨勢，不僅台商如此，日商、韓商亦如此。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長陳坤煌指出，台當局“南向政策”不一定符合台商利益。臺灣電機電子公會理事長許勝雄直言，東南亞很多地方並不適宜台商投資，“政府即使有意逆勢操作，恐怕也是成效有限”。臺灣《聯合報》7月30日發表題為《南向鎩羽而歸台商不堪回首》的評論，稱東南亞已成為許多台商的“傷心地”，台商在東南亞可以用“10年慘澹無人間”來形容。而臺灣《工商時報》7月31日一篇題為《南向政治掛帥難逃失敗覆轍》的文章中更是尖銳地指出，當局出於政治考慮，在1994年曾試圖以“南向政策”替代台商的西進熱潮，但9年來“南向政策”的世紀大實驗顯然是失敗的。如今日商也正在積極轉進大陸，當局此時此刻再度鼓勵“南向政策”，其智慧何在?決策者應體知，市場的力量遠非政策力量所能扭轉。臺灣《經濟日報》則認為陳水扁重提“南向政策”又會“如夢一場”。
由此可見，臺灣當局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做法在島內實在是不得人心，也是註定要碰壁的。如今臺灣經濟每況愈下，島內投資環境日趨惡化就是經濟為政治所左右的結果。臺灣現任領導人上臺兩年多來，經濟衰退，各項指標均大幅下降。去年則是臺灣經濟“創紀錄”的一年，其經濟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2．12％，失業率為5．3％，創歷年最高，企業裁員超過重6萬人，也是歷史空前。今年前5個月雖然增長0．9％，但明顯不及韓國和新加坡。7月份失業率為5．23％，尤其是上半年民間投資衰退11．5％，創16年來最低紀錄，1-7月外資赴台投資金額較去年同期銳減近50％，顯示陳水扁不但沒有提高台商投資信心，反而使投資環境進一步惡化。島內財政也不斷惡化，未償還債務餘額高達2．8萬億新臺幣，今年財政赤字更高達2500億。兩年來股價跌去一半，家庭平均收入較前年縮水2．5％，人均所得倒退至1996年的水準。受上述因素的影響，國際洛桑管理學院最新統計，臺灣經濟實力的全球排名從國民黨下臺前一年的第21名，猛降至今年的第40名。
事實證明，臺灣當局出於政治需要對台商西進設置重重障礙，百般阻撓兩岸交流與合作對臺灣經濟是有害無益的。“南向政策”有悖台商的切身利益，台商西進是臺灣大企業順應國際潮流的明智選擇，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後，國際資本一致看好大陸市場的發展前景而競相湧人的大背景下，台商如不及時跟進，將喪失重大利益。此外兩岸經濟存在較強的互補性，台商加速到大陸布點，將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形成“雙贏”格局。大陸豐富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以及廣闊的市場空間和經濟發展前景是臺灣所欠缺的，而臺灣的經濟優勢在於其區位優勢及熟練的加工製造能力。用臺灣工商企業聯合會理事長許勝發的話說，“臺灣的擅長，在於有很強的產業供應鏈，今後應善於運用臺灣人才從事研發及發揮行銷長才，並基於比較利益原則，使兩岸經貿一起提升，”“兩岸必須分工合作，爭取成為全球分工體系的重要環節。”這既是台商共同的呼聲，也是海峽兩岸全體同胞人心所向。
“西進大陸”的台商投資企業，經過10餘年的發展，如今已積聚成一個不可忽視的龐大經濟群體。升騰自身競爭力和經濟實力的同時，這個經濟群體也促進著海峽兩岸經濟的雙贏。正如臺灣一位知名人士所言：兩岸經貿活動快速成長，對兩岸的中國人都有利。臺灣當局應該真正面對現實，以中華民族利益為重，以兩岸共同經濟利益為出發點，以兩岸加入WTO為契機，摒棄限制和阻礙兩岸經貿合作與交流的政策，儘快實現全面直接“三通”，創造兩岸攜手共進的經濟新格局。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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