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5 月 17 日
我的男人來自大陸
張美雲曾任臺灣東森電視臺財經新聞中心副主任，月收入有人民幣二萬多元。而閻俊傑，他的薪水還不到張美雲的六分之一。
張美雲剛開始的一舉一動，對閻俊傑來說都是新奇的。“哇！臺灣人也會搭公車！”“原來臺灣人也會買路邊的包子來吃。”
張美雲說，那時會與他交往，並沒有想太多，只是想找個在異地能互相扶持的人。但實際相處下來，實在太多地方不能忍受。首先是口音、大聲吼叫的習慣，接下來是衛生習慣，“不天天洗澡”、“隨地吐痰”、“Ｔ恤穿一個禮拜不換”、“直接用自己的湯匙舀湯喝”，然後是一些公德心的事情，像“亂丟垃圾”、“亂穿馬路”。
那時候，閻俊傑幾乎天天被罵，心情很沮喪。
“離開她，我會活不下去，”閻俊傑坦白地說，“而且我覺得她罵的都很對。現在回想起來，天天被糾正很快樂。”閻俊傑交過的女朋友“少說有三四十個”，還曾經有一個禮拜交３個女朋友的紀錄。但沒有一個讓他這樣死心塌地的，因為和張美雲這個臺灣女生一起，生活變得很有意思。
但張美雲也並沒有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她有一部分也被閻俊傑改變了。她說，以前不太喜歡和人家吵架，但在一起久了，發現在上海生活，不吵真的不行，現在嗓門越喊越大了。除此之外，以往在臺灣總是要謙虛的習慣，現在也逐漸消失了。“真的要吹牛，把自己說得很行，不然人家根本不會理你。”
魔鬼台幹ＶＳ大陸員工
吳慶誠，１９５０年出生在臺灣，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高級餐廳總經理。就像許多搶時間的臺灣老闆一樣，他被要求在極短的時間裏，從無到有把一家鐵板燒店開設出來。雖然緊迫，但吳慶誠還是如期地完成了任務。
他說，２００１年做了西進的選擇後，他只能像“過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回頭了”。強大的壓力，讓他在上海的管理格外嚴格。如此的工作要求，碰上大陸的工作習慣，自然引起本地員工對他的質疑與厭惡。對這些反彈，吳慶誠心中很是清楚，但他的回答很簡單，也很乾脆。
“老闆沒有時間耐性等我，所以我也沒有時間耐性等你們！”
雖然成績斐然，但時過２年，和許多在大陸台幹的遭遇一樣，“飛鳥盡，良弓藏”，吳慶誠被原來的老闆辭退。幸運的是，不像有些台幹那樣淪為“台流”（臺灣盲流）的命運，他憑著能力與機遇，到香港廣場擔任運籌經理。吳慶誠對工作一直有著強烈的危機感。
不僅不敢買房子，也沒有打算把孩子老婆接過來，“有誰知道工作能維持多久呢 ? 什麼時候被幹掉也不知道。”他苦笑著說。
沒有家人只有工作的日子，當然是寂寞的，但對於印象中台商最愛的“娛樂”———ＫＴＶ、酒店之類的，吳慶誠搖搖頭說，他從來不去的。下班時間，就是看看碟，和三五臺灣好友吃吃館子，不然就是腳底按摩。他說，還有家要養呢，哪有這麼多時間閒錢花在上面。
永和豆漿的年輕人
剛好３０歲的林建雄，正在家族所經營的永和豆漿上班，在臺灣已小有一些成就，大可不必離鄉背井到大陸發展。但畢竟是年輕人，聽到朋友形容大陸商機無限，血液不禁沸騰起來，他決定到大陸看一看。
“可能是因為年輕，有沖勁、什麼事都不怕，也可能是臺灣人本來就有膽量。抱著微薄的資金，照樣敢到上海做生意。”
用全新的方式包裝豆漿，成立了永和豆漿。同時，另一家也是由臺灣人經營的永和大王也用同樣的概念，兩家臺灣餐飲業者，把整個上海炒得火熱。那時抬頭不見低頭見，到處都是仿冒的永和豆漿。
雖然外人看來十足風光，但林建雄說，臺灣人在這邊做生意，沒像大家想像的那麼簡單輕鬆。
台商在這邊，臺灣方面不可能會幫你，且這邊人生地不熟，沒有多少朋友能問，出了事也不知道要找誰。銀行借貸也很困難，關於錢的事情都是實打實的，都得自己從臺灣帶來。
在此狀況下，做什麼事都戒慎恐懼，不知道這樣對不對、那樣有沒有問題，隨時隨地怕被人騙。像第一次租房子，簽合同跑了十幾次，每次修改都要反反復複地研究，深怕被坑，法規也不懂，碰了無數次釘子後，才漸漸摸清狀況。此外，迥異的工作習慣，也讓他非常不習慣。
林建雄無奈地說，常常聽到台商、台幹和本地員工發生嚴重衝突，就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以臺灣的標準來要求。但他認為，畢竟人在上海，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你臺灣人在這邊做生意，就得遵守本地的遊戲規則，改變自己的標準。
“現在臺灣狀況越來越糟，回去不快樂，回到大陸反而很快樂！”他聳了聳肩，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
“大陸的消費力真是超出想像！一間３００平米的豆漿店，臺灣一天的客流量頂多２００－３００人，但在大陸起碼可以做到８００－１０００人！驚人的市場規模，可以創造很多新的商業模式，臺灣市場做不到的事情，這邊都能辦到！”
林建雄說，要是他沒到上海發展，現在在臺灣可能還是一個普通的企業主。但到了大陸，格局變大後，發現只要夢想有多大，事業就有多大！
臺灣“騙子”心軟了
初到上海的日子極為荒唐。小惠說，老闆與他們幾個台幹，登陸上海後，連續２６天“斬”酒家，住的是陸家嘴最高級的“美元區”，出門全部打車。
過了一陣子紙醉金迷的日子後，小惠和她的夥伴們開工“暴增”，經過仔細的“市場調查”後，他們在上海選擇了咖啡機為標的物。
“做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畫大餅，抓准每個人的夢想，然後把產品和他們連結，他們自然就會花錢買。”說到“專業”話題時，小惠眼神亮了起來，說起話來，你真不得不佩服他那股領導者的魅力。
“好做是好做啦，但後來卻越做越差。”小惠說，“這裏畢竟和臺灣的收入水準不一樣，１萬多塊的機器，其實每個人都出的起，心理不會不安。但對大陸人來說，這可是他們辛辛苦苦的積蓄啊！就這樣卷走，實在有點不忍心。”
她說，有一次她給一個外地的年輕人“洗腦”，洗到那個年輕人要死心塌地地跟著她，為了沖業績，向家裏要了９萬元人民甚至至和人打架。此外，還有上海朋友願意提供工作，免費替她租套房子，幫助她度過這段危機。
解放網—南方人物週刊 |
